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长期“周旋”的过程中唯一能够占据优势的是它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为了能够在人民解放战争这场“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战略大决战中取得战略主动地位并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急需把根据地内部所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动员起来，但它面临的问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全民族一致的组织动员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战争的需要，必须借助某种运动形式把底层劳苦大众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揭示、凸显出来，在乡村中形成占乡村绝大多数的以贫农、雇农为代表的底层劳苦大众与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直接对立和强烈的相互敌视状态，使得国民党政权成为农民近在咫尺的仇敌：“使农民认识到大老蒋小老蒋的联系，自觉地参军参战，打垮大老蒋的进攻。[11]”

　　但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亿万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调动起来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抗战期间，华北地区经多年的合理负担与减租减息，“多数农民早已拥有土地”[12]，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已经不很严重。在苏北的一些解放区，“土地按每户人数平均分配，所有靠种地为生的人们都领到一份等量的土地。……在某一个地区，人均分得土地2.5亩。[13]”晋冀鲁豫解放区豫北的武安县，1946年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已基本被剥夺殆尽，连中农的财产也不得不用来弥补贫农的贫困。位于同一边区晋东南的一个村庄彻底进行了这项工作，结果原有的7户地主只剩下一户，村中贫农人均有地5.5亩，中农人均6.2亩，富农6.9亩，唯一的一户地主人均（占地）9亩。[14]”在这些老根据地立即开展平分土地的运动应该说并不那么必要和迫切，但战争动员不可能在比较平和的社会氛围中进行，它需要的是一种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敌对情绪。农村社会的边缘群体——贫雇农、无业游民等世代遭受地主阶级的压迫、欺凌而积累起无穷尽的愤恨和辛酸，他们与地主阶级的对立情绪并没有因为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而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共产党本能地认识到，如果立即在乡村中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充分发动这些农村中最弱势的边缘人群，让他们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就能充分调动人们的阶级仇恨，进而形成一种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并将其他社会成员统统卷进这场阶级斗争的旋涡之中，这样，社会动员的目的就实现了。于是，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放弃了自己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的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就这样被融进了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1946年9月14日的新华社电讯称：“正是有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才加强了人民解放军。如果共产党不同意农民的这一（土地）要求，而蒋又从美国得到了外援，中国人民要求独立、和平和民主的运动就很可能像二七年大革命那样再次失败。[15]”几乎在同一个时间，1946年10月，毛泽东评价了土改在共产党防御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写道：“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16]”党的其他文件也清楚地表明，“党把土地改革看作是赢得群众真心实意地响应参军运动的基本条件”[17]。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领导人潘复生的话颇具代表性：“农村中的党建、征兵、征粮等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土改这个中心任务来完成，不进行土改就无法开展其他工作。只有党在学会了通过阶级斗争这一核心任务来发动群众以后，才开始走向胜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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