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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渥德尔（A.K.Warder）《印度佛教史》262页，王世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2] 同[15] 283页。
[23] 所谓“三武一宗法难”是指佛教经历的四次大法难。乃我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后周世宗迫害佛教最严重的四次事迹。
[24] 同[18] 162-164页。
[25] 参见《新约·圣马太福音》（St Matthew）第15章和《圣路加福音》（St Luke）第26章。
[26] 同[18] 224页。
[27] 详请参阅拙文?权利与权力辨析?，载“思问”哲学网站（www.siwen.org）《陆沉文集》。
[28] 同[15] 166和342页。
[29] 杨向奎先生著《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1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认为：“绝地天通”之后，就意味着“巫的职责专业化，此后平民再不能直接和上帝交通，王也不兼神的职务了。……国王们断绝了天人的交通，垄断了交通上帝的大权”。
[30] 说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2页，北大出版社，1997。
[31]道教自东汉末年诞生之日起，早年就先后有东汉太平道起义与五斗米道起义，两晋时期的陈瑞起义，张秀助赵王伦的谋反，李特、李雄起义，李弘、李金银起义，孙恩、卢循起义，以及在这上下二百余年间遍及安徽、山东、四川、湖北、陕西、甘肃、河南等地以李弘的名义（“老君当活，李弘应出”）的起事。……（详请参阅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32] 据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25-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载：“然武后一朝，对于佛法，实大种恶果。……武则天与奸僧结纳，以白马寺僧薛怀义为新平道行军总管，封沙门法朗等九人为县公，赐紫袈裟银龟袋，于是沙门封爵赐紫始于此矣。中宗时，僧会范授官封公。代宗时，不空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故宋洪迈《容斋三笔》云：‘自唐代宗以胡僧不空为鸿胪卿开府仪同三司，其后习以为常，至本朝尚尔。’于是……僧徒人格渐至卑落矣。一时道士亦慕僧家之本利，约佛教而为业。时有道士杜乂者，求愿为僧，敕许剔染，入佛授记寺，名玄嶷。又以其乍入法流，须居下位，乃敕赐虚腊三十夏，俾可顿为老成，因此赐夏腊始于此矣。帝王可干与僧人之修持，而僧徒纪纲渐至破坏矣。”与此恰成鲜明对照的是，佛教在印度可能受到的指责是太疏于政治及社会的现实，绝对不可能被批评为干预朝政和寻求世俗权力。（参见同[15] 354页）。
[33] 东晋慧远“自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即使为王者也不改其规矩。（释慧皎：《高僧传》211-222页，北京：中华书局， 1992。）南北朝僧朗“于金舆谷昆仑山中别立精舍，犹是泰山西北之一岩也。峰岫高险，水石宏壮。朗创筑房室，制穷山美，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朗孜孜训诱，劳不告倦”。并不为王者出山。（同上190-191页）。玄奘西行取经十七年，返唐后只居寺译经讲法，多次坚拒太宗之为官之请。（参见同[32] 18页。）虚云以112岁高龄为护法遭毒打而不死，受尽折磨，终使迫害者勿敢轻举妄动。（参见同[35] 792页）
[34] 此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会昌佛难”。唐武宗在废佛教书中说：“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愈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尼。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所以，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法典，济人利众”。（参见《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
[35] 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968页，台北：东初出版社，1974。
[36] 洛克《论宗教的宽容》5-8页，吴云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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