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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皇朝绝对专制的传统，世间的一切，包括出世间的宗教全都得隶属依附于皇朝，而成为帝王维系皇朝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根本就谈不上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除此之外，中国的宗教自身也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儒教(Confucianism)虽也称“教”，但实在算不得一门正宗的体制化宗教。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绝大部分时期，它都（尽管往往是以变异的形态）承担作了皇朝专制政治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佛道二教共同的问题是在同世间社会的联系方面，因为它们二教的发展一般是以寺庙、道观以及僧人、道士的数量增长的绝对数字作衡量的。而这尤其在传统社会恰恰也同时意味着国家社会的农业劳力、徭役、兵员以及税收的减少与降低。特别是在整体国力衰落疲弱的时期，还可能会给国计民生带来危机。这也就构成了历史上的一些君王（他们也许可能正是所谓有为之君，象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等）毁佛灭道的一个重要原因。[34]甚至直到近现代这种矛盾与冲突还依然存在，只不过其表现形式稍有不同罢了，譬如上世纪民国初年的“庙产兴学”运动。再者，中国佛道二教与其信众的联系，同西方基督教和印度的宗教相比，都显得过于疏离。民国期间，太虚法师立志革除佛教的上述弊端，改革僧伽制度，建立一种现代新型的人间佛教。他改革的重心就在于，“一、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不重量，除伪显真。二、偏重信众，以建设一菩萨学处，以广摄社会青年归依三宝。三、以人成即佛成之人生佛教为终极”。[35]当时的一些佛教寺庙还力所能及地尝试着以自己的财力物力兴办一些慈善救济事业和基础教育，譬如佛家幼稚园、小学、中学等等。佛教的改革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是代表政府的一些人，依仗所谓“现代进步文明”，极其浅薄轻率地处置宗教。站在这些无知官员的背后更有广大麻木愚痴的民众，他们只需要菩萨保佑平安发财，往往只是在遭灾受难，处境不顺时才想得起庙子，他们几乎完全不知还有虔诚信仰这一说。于是这又反过来使得官员处置宗教愈加有恃无恐，譬如佛教界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创办的慈善事业，政府就可以只以一纸文书便轻易地化为己有。另一方面，佛教僧团内部那些倾向依照久例的保守僧人亦反对佛教的改革，甚至还因此一度酿成佛教内部的分裂。尽管如此，佛教的改革还是在多数的僧人以及广大热心的居士、信众的支持与推动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尤其是在僧教育（当时先后办了许多的佛学院、刻经处等等。）以及向信众宣说佛教教义等方面（譬如常惺法师在北平各处的讲演深受青年的欢迎? 跋熘廖罟恪＃┏删透怀觥Ｖ豢上д值木薇渲率垢母镓舱邸Ｊ惫敫龆嗍兰驮倮纯创竽巡凰赖姆鸾蹋榈蹦炅⒅靖谋溆敫哪切┍撞。负跷抟灰怕┑卮嬖谧牛⑶沂怯泄薏患啊Ｆ┤缃袢账旅砭尤灰灿辛讼赝偶丁⒌厥兜鹊韧废危慵俦疚簧缁岬那质凑婵晌轿蘅撞蝗耄旧聿辉谌缰械淖诮桃膊荒苄颐狻?/P>
四
由于信仰以及宗教信仰纯系个人事务，是基于个体的“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或“意志自由”(freedom of will)，因此，它容不得外来的干涉。而且仅就信仰本身而言，任何外来的干涉对它都是无效的。那末我们除了在信仰问题上保持宽容，又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宗教信仰自由乃至宗教自由的前提就是宗教宽容。首先在国家政府那里，宗教宽容就体现为政府及其官员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保持中立。国家政府不得确立所谓“国教”，象过去西方罗马帝国以及我们的一些封建皇朝之所为。因为一旦确立“国教”，也就意味着国家政府已经在歧视、压制，并且有权迫害甚至取消其它的非国教宗教了。于是宗教自由将不复存在。宗教信仰也已不再是个人的事务，而成为国家的事务了。个人非但不能选择非国教宗教，而且还无权不信仰“国教”，否则就会受到歧视甚至迫害。如此一来，个人还有宗教信仰自由可言吗？这并不是说政府不该就宗教事务立法，而是说政府的立法只应当是为了保障宗教自由、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是对任何违反及迫坏宗教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的限制，无论这种行为是来自个人、还是任何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甚至国家政府本身。因此，任何国家确立“国教”，都是非法行为。在涉及到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方面，譬如对宗教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僧团的内部管理等等，以及外部事务方面，譬如宗教团体间的关系、宗教团体与民众、以及其它社会团体间的关系，尤其是宗教团体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政府肯定会有自己的看法与立场，可是，这一点都不意味着政府有权将它的看法与立场强加给宗教团体。政府只可以把它的看法及建议提供给宗教团体，通过双方或多方平等民主协商，最终达成一个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妥协方案。至于纯粹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政府则不宜以任何形式加以干预。象过去由朝廷派员主持僧人的度牒考试就应当完全让僧团自己不受任何干预地自行办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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