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文革”前所有的现代化成就中，最能符合现代性实质的当数意识形态社会模式的终结和民众的普遍启蒙。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文革”是以极端的意识形态方式来达到意识形态的自毁的目的。客观效果方面，人民在极端意识形态的漩涡中挣扎出来后，能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意识形态统治模式和集权统治模式的巨大弊端，从而逐渐向法治国和大众参与的民主治国方略。当然这一切并非自觉的和令人愉快的。其实就算人们所说的那样，“文革”把人教坏了，导致了中国伦理资源的亏空[14]，但这也无疑也承认了“文革”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作用，或者说启蒙作用，只不过这种启蒙因其恶劣的形式和毁灭性的后果，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恶性启蒙”。正如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把德国非理性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看作是启蒙的直接后果[15]，既然“这场看来似乎是失去理性的疯狂的‘革命运动’，却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产物”（李泽厚语），我们是否也可以把“文革”看作被人们奉为神明的理性的一种恶化呢？
虽然“文革”的意义离真正的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还很遥远，但比起数十年前人们几近死水一般的社会生活样态，“文革”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是很显著的，只不过它给我们的教训远远大于经验。而这种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就是启蒙的首要目的和现代性的基本内容。作为现代性思想开端的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口号，标志着理性时代的到来，由于理性无非是人间世的精神新贵，因此理性的崛起的背后是主体的凸现，而任何对理性的颂扬无非都是人的一种怡然自得。与一般教科书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在笛卡尔的口号中，并非“思”最关键，而“我”的隐讳出场才最具有哥白尼式革命的兴味。笛卡尔在“思”的船上所偷渡的是“我”，“思”只是外在包装，而“我”才是新世界的真正的宝贝，是现代性建构的主要原料，但流行的观点大多犯了“买椟还珠”的错误。培根的“拷问自然”和笛卡尔的开创性思想是处于同一个理论平台上，而后来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把笛卡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躲躲闪闪的真知灼见大大方方地推向了极至。当然更深的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不过那已是后话。邓小平在1981年3月18日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文革”问题指出“它使无政府主义? ⒓烁鋈酥饕宸豪模现氐匕芑盗松缁岱缙保琜16]这在现代性理论看来，“极端个人主义”恰恰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所以我们要力图告别被人们视为当然的现代性。
绝对主体的确立意味着现代性从神主宰的世界中脱胎而出，一旦主体成就了自我，对神圣的解构和颠覆以及对世界的世俗化与“祛魅”（disenchantment）就变成了彻底的“造反”运动。这与其说是现代性的“成就”，不如说是现代性的“宿命”，这种宿命体现在每一种新思想的产生都必然会以不加分别地牺牲旧观念，同时出现深刻的洞察和幼稚的幻想，既饱含创造性，也无疑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作为现代性大戏第一幕的文艺复兴就具有这种新旧交替的外在特征，黑格尔以他深厚的历史意识和知识功底对此现代性的这种坎坷曲折特点作了精妙的总结，他说：“有一大群极度不安宁的人物出现，在他们身上，那种对认识、知识和科学的渴望是以一种汹涌沸腾极为暴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们感觉到自己被一种冲动所支配，要去凭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发掘出真理；——他们是些爆发性的人物，带着不安定和狂放的性格，怀着热切的心情，而这是不能获致那种知识的宁静的。因此在他们身上可以发现伟大的创造性，可是内容却是极为混杂和不均衡的。这个时期有一大群人物，他们由于精神和性格的力量而成为巨人，但在他们身上却存在着精神和性格的极度混乱。……在他们身上，那种主观的精神能力是应当加以珍视的，他们那种令人惊佩的对于真正有价值的伟大事物的见识，也是不应当抹煞的。”[17]黑格尔对典型过渡时期的精辟总结，是他的深厚哲学史功底淋漓尽致的表现，而以他所说这些特征来比照中国的“文革”，必然中肯中綮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下一页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