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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军校、编练「党军」，是国民革命的特点和赖於兴起的基石。蒋介石是这样训练军校学生的：「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冠分。盖天下事不是则非（不准则退）理固然也。」（43）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也斩订截地说：「……中国革命派反革命派已到了短兵相接时候……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从前灰以的中立的面具现在是不能再戴着了。」（44）毛与蒋，一文一武，认识完全一致。毛泽东远进一步说明，如果广州的革命军队占领了上海，「《时事新报》之类一定发封（也许《醒狮周报》在所不免）。言论只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给他剥掉，和着以前恰恰相反。这时候中间派一如在广州之不能公开宣传。」（45）后来，国民革命军打到上海，毛泽东梦寐以求的以革命和多数人名义剥夺言论自由的局面果真实现，但毛本人的言论也屡被剥夺之列了。
蒋和毛的上述主张，按其极端性来说，远远赶不上朱谦之。朱不过是介书生，他的「宇宙革命」革不掉北大的一片破瓦，而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几分热闹。蒋和毛的背后有枪杆子，「言出法随」，老面姓只能徒呼奈何。
不是要追究激进思潮泛滥的原因吗？历史事实给我们的启示是应该正视的。
头一条不应忘记的事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的是宽容和多元并立的精神。宋明理学反覆宣扬「不为圣贤，便为离兽」的两极化思维方式，是中世纪意识形态奴役人们心零的工具。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冲破这一类思想牢笼。以革命的名义继承这样的民维方式，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变革是各种重大变革的先导，这种思维方式在革命的名义下复活，强有力地证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必须坚持和更广泛地进行。此后，它屡仆屡起，顽强地以各种形式再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需求。不应该笼统地指摘「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因为思想文化的变革仍是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没有出现光要思想文化而不顾其他领域的变革的历史现象。上述种种思想文化传统压倒新文化运动的诉求，导致激进思潮泛滥的事实；近年「说不等廉价的狭隘民族主义居然蛊惑了那么多人；都应该引起中国人高度警惕。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不长期耐心反覆系统地清理和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不坚持不懈地传播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多元、理性等现代观念，完成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事业，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经验还表明，化解激进，稳定社会秩序，最根本的保证是寻求建立适当的制度。
国民政府统治下作为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州，连中间派也没有言论自由，新文化连动赖於生存的制度消失了。
激进思想所以危验，在於它与党军结合在一起。从民国成立之日起，派系有军队；私人有军队；就是没有以捍卫自由、民主和宪政为职志，而在政治门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军队。这个制度缺陷，因「以俄为师」编练「党军」而登峰造极。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国会和共和政府已经被扭曲，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已被阴塞，硕果仅存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成了失支屏障的孤堡，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危验。国民政府成立，干脆「以党治国」，推行「党化教育」连北洋军阀不敢公然抛弃的国会，学术自由，出版自由也一概化乌有。
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在清政府鼓励下，商会等民间社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学生和其他知识阶会的各种自由结社如雨后春笋，工人也开始组织自己的围体，这些组织既是民主自由的基础，又是维护社会委定的减震器。国民党的党化政策，实际上取消了这些组织的独立性和集会结社自由。
专制统台导至激烈的反抗。加上军阀之间的矛盾，农民失去最低生活保障后的反抗，整个中国陷入了长期动荡不安、战乳频仍的状态。
不能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去寻求激进思想泛滥的原因。更不能把战乱归罪於知识阶会和新文化运动。应该追问的是：为甚么化解激进的机制在中国被推毁？从制度着眼才能找到激进思潮在中国泛滥的根本原因，从而总结历史经验，找到相应的封策。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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