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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各有其思想或知识上的价值，哲学史同思想史、学术史的关系也不那么容易厘清，还是回到哲学史上来。现在问题的提法，恐怕不是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是否成立，而是如何成立。关键是为其思想功能定位，即其发展应当有利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在这个前提下，有两种倾向不应提倡：一是对哲学问题采取非哲学的研究方式，这在有些学科如思想史，也许是没有问题的，但它无助于提高哲学思考的水平；另一是把非哲学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强行作“哲学分析”，其结果是降低传统思想在现代读者心目中的声誉。而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思想传统，必须注意并不只有哲学史一途，还可以作哲学研究。前者把对象看成历时态的，不必多说；后者则处理为共时态的，例如，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冯友兰的“新理学”，还有庞朴近年来的中国智慧探究，“文本”可以是一篇著作，一个学派，甚至是整个传统，都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对话、诠释或者重构，其创获不是哲学史，而是哲学。这会有利于打开哲学发展的途径，哲学史的建设，最终目的不是回顾历史，而是解释生活，表达理想。胡适当年的愿望是，在中国资料与西洋学说结合的基础上建立新哲学，冯友兰则以“新理学”作了自己的尝试。为了现代中国的哲学发展，这才是“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在本世纪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有力理由。
注释：
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胡知学术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至12页。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至3页。
3、 同注1，第28页。
4、 同注2，第8页。
5、 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6、《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2页。
7、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转引自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57页。
8、 参阅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页。
9、 见蔡元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
10、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14页。
11、 胡适：《中国哲学的线索》，《胡适学术文集》上册，第520页。
12、 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773页。
13、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1082页。
14、 同上，第1083页。
15、 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9至198页。
16、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至71页。
17、 同上，第73页。
18、 徐复观：《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57页。
19、 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772页。
20、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胡适学术文集》上册，第329至330页。
21、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85至289页。
2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2页。
23、 同上，第288页。
2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588页。
25、 同上，第1008页。
26、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23页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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