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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书》之独特，在异于儒家话语之言必宗尧舜与三代，而以孔子为圣道之集大成者。儒家思想里固然也有严“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但黄帝从来不是攘夷的典范。黄帝剿灭蚩尤并不被理解为种族战争，而被解做平定作乱的诸侯，肇文明之始基。如果强调文明教化，其中心人物自然是孔子，在康有为之流手里，就会把他变成教主，其言教既能推之四海放之万世，势必演为大同之义。但在《黄书》里孔孟都没有地位，王夫之要树立的不是一位教主而是一个种类始祖，并以之为奠立“中国”畛界之起点。湖南时务学堂时代的维新派仍未把黄帝与汉族扯上关系。他们重刊南明志士的禁书，是把明清之际当做重温满汉矛盾的集体回忆之场址。在当时改良主义的总前提下，维新派的种族革命思想也不可能彻底。从戊戌政变至1900年自立军事件，维新志士把“满洲全族”比做德川幕府，自比日本幕末的勤王之师，亦即把光绪帝比做明治天皇［注解：陈长年：《庚子勤王运动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总82期（1994年），101页。］。章太炎在1899年提出过后来令自己汗颜的保留异族的光绪为“客帝”之主张［注解：《客帝论》，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84－90页。］。
大亚洲主义与黄祸论
当时谈种族问题，除了对满之外，还得考虑对洋与对日。“种族”一词既可用来树立满汉矛盾，也可用来突出黄白对立，后一种划界就不单把满人，甚至连日本人也算在自己人一方。
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知识界有把整个亚洲与黄色人种等同的共识，显示当时的“种族”概念仍至为模糊。连赴英受训练的严复也简单地把黄种与亚洲等同，把白种与欧洲等同［注解：《保种余义》，《严复集》1卷，86－87页。］。章太炎则说：
“天地以五大洲别生分类……故自唐尧以来，以里海乌拉岭为戎索，以绝亚、欧，以区黄人、白人。”［注解：《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5页。］在18 98年发表的《劝 学篇》里，张之洞亦以为“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而亚洲之人“同为黄种，皆三皇五帝声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注解：《劝学篇》，37－38页。］既然把地理单位与人种单位混为一谈，又把人种与教化混淆，“民族国家”观念显然还未成形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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