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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9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19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改革”，在1990年代愈益偏向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层面。惟其如此，以美国（在东亚是日本）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在提高国民生产力、沟通民意和“发展”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巨大优势，迅速改变了中国民众在过去20年间形成的对于“西方”的恶劣看法。整个1990年代，“与国际接轨”成了社会各阶层都愿意认可的目标；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按照 “国际”标准改造中国经济、法律乃至其他方面的基本规则，更成为一项几乎是头等重要的国策。跨国资本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全球化”新秩序开始快速地覆盖大中城市和沿海农村。随着首先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流行过的对于西方的崇拜意识，在新的个人利益和文化趣味的联合作用下迅猛爆发，与日俱增。 这种种情形极大地冲击了民族主义主流的一些基本认识，例如以民族和国家为本位的国际竞争的观念，对于外来侵略及其后果――例如租界――的憎恶的情感， 等等，深刻地削弱了这种民族主义在公众特别是城市居民当中的意识基础。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新秩序，这种秩序内含的种种不平? 狻⒉黄降鹊慕峁挂蛩兀票鼗峤胫泄氡镜卦械恼巍⒕靡蛩?nbsp;相结合，在使一部分中国人受惠的同时，使另一部分中国人 受损。这种情形可能会进一步造成民族主义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状态：一方面，继续在那些受惠的群体中培养崇拜西方的反民族主义的情感；同时，则在一些外部条件 的参与下，在那些受损的群体中酿造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的爆发。
有意思的是，1990年代初期，出于重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 中国政府曾经大力提倡一种与国家主义或“新权威主义” 相伴随的民族主义情绪。当这种来自官方的鼓励与商业投机的需要相结合，或者与特定的国际事件引发的民间的朴素的爱国情绪 相结合，就会引发民族主义的一时的激荡。从1996年政论文集《中国可以说不》的忽然流行，到1998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1999年钓鱼岛事件、2001年“9－11”事件等所引发的一系列抗议事件，都能清楚地看到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复杂的交混。因为这些事件而显现的少数青年学生的似乎矛盾的行为， 更将1990年代晚期大中城市中时或爆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暧昧意味，暴露无遗。
到了1990年代晚期，由于种种内政和外交因素 的牵制，中国政府已经悄悄减弱了对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鼓励。但在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间，一种反感美国和西方霸权、关注“全球化”内含的不平等、因而特别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的精神姿态，却开始凸现出来。 2000年以来，在有关WTO、民族工业体系和国营企业改革的一系列讨论中，这种新的姿态越来越明显。 如果它今后在文化人中间获得较大规模的扩展，那么，它和前述的那种民族主义主流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如何定义“国家”和“民族”、如何认识“全球化”的现实及其多样可能性、如何理解“现代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困扰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上，它能提供超越民族主义主流的比较复杂的批判和想象的思路吗？或者反过来说，它会成为那民族主义主流再次勃发的一个思想契机吗？无论哪一种可能，现在似乎都还难以肯定，人们还得仔细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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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粗略地勾勒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变迁历史以后，说几点同样粗略的感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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