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民族主义
发布时间： 2003-10-13 作者：伯林
观念史宏富多端，无确切的领域，更看重确切性的各学科专家难免对之狐疑，不过，观念史有其惊喜与报偿，比如，当发现我们文化中某些常见价值远比想象的更为晚出之时。在中古时代，正直、诚挚就不是受到敬重的品性——事实上，根本就无人提起过；那时重视的是理论上的客观真理，追求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正确的东西。今人认为多样性是可欲的，一致性则是单调、沉闷、乏味的，于人类之精神自由是桎梏，如歌德形容霍尔巴赫《自然体系论》为“永恒的黑暗，如同死尸”［1］；这跟传统观念恰好相反，直到17世纪末，这观念还很少遭受质疑：真理只有一个，余者均归错谬。今天之信奉宽容，不是当作避免破坏性冲突的功利权宜，而是本质的价值；目前都在讨论自由与人权的概念，认为天才不受约束的意志可以挑战规则，蔑视任何层面理性的约束——所有这些在西方思想和情感的巨大变化中作用堪巨的因素，皆成于18世纪，它的后果体现在各种反革命潮流中，于当今生活的各个领域也非常明显。这是一个宽泛的论题，本文不拟直接讨论，只提醒注意一个角落。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获得了迅猛发展。对此可做多种解释：自然科学突飞猛进、所向披靡，尤其是技术发明及由此而致的大规模工业生产，给生活和思想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新的国家、阶级和统治者兴起，并试图探寻自己的由来；古老的宗教和社会制度分崩离析，这既是文艺复兴、世俗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勃兴的原因，亦是其结果；这激起了人们对历史变化和新生事物的关注。历史研究，事实上是起源学研究受到空前刺激。催生了一种社会生活在持续进步、至少总是在经历着变迁和革新的感觉。有充分理由设想，自然科学新方法既然能解释外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就也能解释社会的本质与规律。彻底发现这些规律，就能很好地解释过去、预言未来，把关于人类的预测从神秘的宗教先知、《圣经》启示的阐释者、占星术士和超自然玄学家手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条理井然的知识学科。
这期望激发了新的历史哲学，成为社会研究的全新领域。新一代预言家习惯于声称，他们对过去与未来的陈述具有科学有效性。有很多是夸夸其谈，有时甚至是自大狂的想象或者根本就是玄思，不过他们所取得成就之值得敬重要多出一般想象。孔多塞未免过于乐观了，他预言将出现一门综合、系统的关于人类的自然科学，可以之终结懒惰、无知和非理性而致的犯罪、愚蠢和痛苦。在1794年的黑暗狱中岁月，他描绘了一个生动、美好的新世界，由知识和道德上获得解放的人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组织而构建起来，一个各民族和谐的社会，艺术和科学不断进步，并实现永久和平。这当然是乐观过了头，不过，把数学、尤其是统计学方法应用到社会问题，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创性预见。
圣西门是个天才，众所周知，他预言了技术官僚统治秩序的盛行，谈到了科学、金融和工业组织联合的趋势，于其中，生产者须倚靠科学家，新的宣传群体——艺术家、诗人、富于感染的新世俗宗教传道者——将取代牧师，缺少这个群体，工业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转。他的门徒孔德呼唤、并预言一个权威式的精英阶层，以教化和控制理性但非民主、自由的社会及受过科学训练的公民。无需详尽阐述这预言之准确：技术与世俗宗教绝对权威的结合，在我们时代早已实实在在地变成了现实。那些相信在新启蒙运动中，应该将偏见、无知、迷信及其在非理性的、压迫性的法律、经济、政治、种族和性别等制度中的具体表现应该一扫而空的人，他们的企望落空了。这不足以否定他们的洞见于引领西欧进入发展新道路的意义。这道路就是边沁和麦考莱所宣传的那种包罗万象的理性新秩序，这秩序困扰过密尔、托克维尔，亦为卡莱尔、迪斯累利、罗斯金和梭罗深恶痛绝，前此，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浪漫主义者亦对之多有批判。到了傅立叶，对贸易和工业罪恶的攻击连篇累牍，认为无限制的经济竞争导致惟利润是瞻的人肆意破坏或窃取劳动果实；他抗议说，对广泛人类群体的集中控制导致了奴役和异化，他鼓吹消灭压迫，要求用缜密的职业指导将情感纳入到理性轨道，使所有的欲望、才能、趣味沿着自由和创造性的方向发展。傅立叶此人确实有点怪异，这些理念却一点都不荒诞，事实上他所预言的很多东西现在都是常识。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