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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增长从政策推动型转变为政策和市场共同推动型
1998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靠政策推动。
经过扩大内需政策和其他措施的持续作用，目前投资增长已经从政策推动型转向政策和市场共同推动型。
1.从不同管理渠道的投资增长看，市场作用增强
1998年—1999年基本建设投资是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在各项投资中增长率是最高的。二是在全部投资增量中的比重是最大的。2000年，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在各项投资中最低，在投资增量中的比重明显下降，已低于房地产投资的比重。而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其他投资的增幅明显提高，成为投资增量中的主体部分。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策性因素在投资增长中的影响度降低了，非政策性因素在投资增长中的影响度提高了。
2.从不同来源的投资资金增长看，市场作用增强
按照资金来源划分，投资资金包括：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其他资金。从各投资资金来源的统计口径看，政策性投资资金主要包括在国家预算内资金中，当然配套资金也会分布在国内货款等资金来源方面。但国家预算内资金的变化，是反映政策性投资资金变化的主要方面。 1999年各项投资资金增量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的增量占据非常重要的比重，表明这一时期政策性因素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度较高。
但2000年，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率已降低到接近1997年的水平，在各项资金的增量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大幅度降低，表明政策性因素对投资的影响度降低，非政策性因素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度提高。
对不同项目的投资增长和不同来源的投资资金增长分析后得到的结论是相同的：即投资增长中政策性因素作用减弱，非政策性因素作用提高。可以认为，目前投资增长已开始从政策推动的状态转入政策和市场共同推动的状态。
二、我国当前投资增长的基本模式和主要问题
随着经济总量关系的变化，投资增长从过旺转为过冷，刺激投资增长成为扩张需求的重点。1998年—2001年，主要是通过政策刺激防止投资过冷，与此同时新的促进投资增长的因素逐步形成，而制约投资增长的因素也在发展。
1.投资领域得到拓展，投资愿望逐步增强
经济结构调整活动，使一般加工工业以外的其他投资领域不断得到扩展。其一是房地产开发领域。其二是电子信息及相关产业。其三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活动也形成了一定的投资热点。这其中既包括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择优劣汰，也包括民营经济的迅速扩展和改造升级。四是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有关改革的推进，教育、医疗、文化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投资领域不断扩大。其五是开发西部的战略为投资在地域分布方面提供了新的领域。总体看经过几年来的结构调整，新的投资领域日益扩大，投资愿望增强，成为支持投资自发增长的重要基础。
2.投资体制不完善限制了投资增长
经济总量关系改变以后，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风险增大了。但投资体制和机制缺少相应的承担风险的能力。因此尽管投资领域扩大，投资愿望增强，对投资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但由于缺少承担风险的能力，投资资金的增长受到很大限制，成为制约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
除房地产开发投资以购房预付款和定金的方式部分解决了风险约束以外，大多数投资仍然面临风险程度能力不足的困扰。目前投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第一，自有资金；第二，政府的国债投资资金；第三，外商投资资金；第四，银行贷款资金；第五，股市资金；第六，债券资金；第七，各种方式的集资等。其中自有资金（不包括国有企业的自有资金）、国债资金、外商投资资金、各种方式的集资等，具备承担投资风险的能力。而银行贷款资金、国有企业的自有资金、股市资金、债券资金等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承担风险的能力。这些资金的支配者或者不是资金的所有者或者不具备赔偿资金损失的能力。由于这些资金在全部投资资金中占有主要份额，因此其存在的问题成为限制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些投资资金的风险实际在由政府承担。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一些矛盾现象：政府一方面通过直接投资、贴息、担保等政策支持投资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不良贷款比例约束投资贷款增长。当政府承担的风险加大时，必然会限制投资资金的增长。这样，在支持投资增长和控制投资资金风险方面，政府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综合以上分析，当前我国投资增长是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的模式。市场的推动主要从投资领域的扩大、投资愿望的增强、具备风险损失承担能力的投资资金（不包括国债资金）增长等方面表现出来；政府的推动主要在国债投资和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风险损失承担能力的资金增长方面表现出来。从资金比重看，政府推动的资金是投资资金的主体部分。目前投资增长中市场的作用不断增强，但政府的各项政策支持仍然非常重要。政府在投资政策抉择中的两难状况，对未来投资增长将有较大影响。[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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