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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须正视日渐突出的收入分配差距悬殊问题
改革20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则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让人担忧。据有关资料反映：1996年城镇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相差4.1倍。2000年扩大为5.7倍。1999年，按我国16个大行业分，职工工资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245倍； 进一步细分，收入最高行业职工工资是最低的450倍。再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更大。
在经济学上反映收入分化程度的指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财富的集中程度，一个是基尼系数。截至2002年底我国储蓄存款8.69万亿，但是，其中50％的储蓄和现金为不足10％的人口所拥有。2001年《福布斯》排名显示，2000年中国最富有的前50 名富豪财富之和为100 亿美元，2000年底全国资产总量38 万亿， 也就是说全国资产的四分之一左右为50位富豪所拥有。有资料称，中国财富状况已发生质变，截至2002年底全国资产总和为43万亿，其中57％是个人资产。
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 为高度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改革开放前，我国基尼系数小于0.2，处于收入分配高度平均状态， 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大于0.4，已超出了国际警戒线。
分配差距悬殊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不满情绪，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情绪，心态，就业，生产积极性，社会的安定、稳定，包括经济的增长，已经成为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现在必须给以正视、重视，给以认真的研究和解决了。
二，要坚定不移地确立“公平”的原则
我国收入分配由原来的平均主义到差距悬殊有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思想观念上关于“公平”和“效率”的内涵及二者关系的认识。
传统理论是把“效率”和“公平”对立开来的，强调“公平 与“效率”的相悖，要么为取得效率而牺牲公平，要么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公平，二者不能兼得。关于“公平”和“效率”问题的研究，占传统经济理论主流地位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倒U形理论假说。该假说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均GDP增长， 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一条倒U形曲线，即经济增长初期会逐渐加大， 后期阶段又会逐渐缩小。早期发展理论认为，“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经济增长过程收入差距加大不可避免，能够提高经济效率，面对这一矛盾，选择只能是先增长，然后再考虑解决公平问题。
改革以来，我们现成地接受了这一理论，而且认为“公平”就是“平均”，把原来的低效率归咎于平均，进而归咎于公平。因此，采取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思路，在分配中的目标就是拉开差距。
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我们首先看到“公平”与“平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一般讲来，平均即大家都一样，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容许有差距。但“公平”从分配角度讲，应该是付出什么就相应地得到什么，本身包含有差距，在一定条件下，体现了应有的差距就是公平，否则就是不公平。公平也包含有均衡或者平均，在一定条件下，按照公平的原则，应该均衡或平均的，实现了均衡或平均就是“公平”，否则就不“公平”。“公平”包涵平均，“公平”包涵差距，“公平”是比“平均”高一层次的范畴。
“公平”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公平”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公平”与否又是相对于一定标准而言的。比如，在应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地方，没有实行按“劳”分配，那就是不公平；参与生产的要素不能参与分配也是不公平；各要素在分配中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同样是不公平。“公平”与否还有一个“度”的界定。“公平”包涵平均，但“平均”超过一定的“度”就不公平，“公平”包涵差距，但“差距”超过一定的“度”也不“公平”。改革之初我们所要求的公平，针对平均主义而言，是要拉开应有的差距，但是，差距过于悬殊，超出了“公平”之度，就又背离了“公平”。“度”还表现在分配对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分配上的“平均”或“差距”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那么，“公平”就成了必须给以解决的问题了。
这里所讲的公平显然不是资产阶级的所谓公平，也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批判过的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所谓公平原则。我们这里所讲的“公平”就是“合理”，就分配而言就是要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原则”，就是让劳动和其他各生产要素在分配中得其所应得，其表现形式既包含有合理差距、又包含有合理的平均，既有拉开差距的内容，又有缩小差距的内容[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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