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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法”、“律”、“刑”三个词，既有相同、彼此可以换用的地方，也有许多区别。特别是商鞅改法为律，决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字之改、名称之改，而是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第一，将“法”改为“律”，结果就使法的义务色彩更浓、刑罚的功能更加突出，从而更加适合不受法律约束的皇帝的专制集权统治。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臣下还有要求君主守法的意识的话，那么，当法的义务观、惩罚观被突出、定型，皇帝不受法律约束之后，用“律”比之用“法”就更为符合最高统治阶级的利益了。而这一过程恰恰与秦汉建立中央专制集权国家（至唐宋而达到完备，至明清达到极端）、皇帝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的过程是一致的。第二，借用吴建璠先生的说法，由于“律”最初的含义是音乐，转变为“军律”后，强化了其强制性和镇压的力度。因此，改“法”为“律”，就是借用军事力量，突出其重要性和权威性，来保证法律的实施(40)。法的内容的这种演变，也影响到关于它的问题的名称“法学”、“律学”和“刑名之学”的使用上，于是就出现了隋唐以后只使用“律学”而“法学”和“刑法之学”几乎不被使用的局面(41)。
再次，秦亡后，秦代禁止私人学习、讲授和解释法律的局面被打破，律学研究开始勃兴，出现了许多以此为业，并世代相袭的家族，如西汉的杜周、杜延年父子（人们称其律为“大周律”、“小周律”）、东汉的叔孙宣、郭躬、马融、郑玄、吴雄，以及魏晋时期的杜预、张斐等，形成律注蜂起，著名注释者有“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的繁荣局面(42)。魏以后，我国又开始在中央设立律学博士。从此，律学博士成为国家的重要官职之一，从而使“律学”不仅成为一门约定俗成的学问、选官考试的科目、一个公认的研究领域，从事它的研究也是一种国家认可的职业、社会地位和谋生手段。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使用“法学”这一用语了。
第二，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和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的区别何在？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知道，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是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之基础上产生的，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是西方商品经济和法治社会长期发展的成果，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两者所依据的世界观不同。中国古代之“法学”是建立在封建正统思想之基础上的，这种思想以强调社会等级、宗法制度、大一统国家和忠君孝悌等儒家学说为核心，以鼓吹君主专制，以法、术、势役使臣民的法家理论和主张君主无为无不为、君主南面之术的老庄学说为补充，重视德主刑辅、名分等级和臣民的义务，因而，它不是一种法学的世界观，而是一种律学的世界观，核心是将法视为役使臣民的工具，镇压人民的手段。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是建立在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政治与法律学说之上的，它强调法的平等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将法视为制约统治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的手段。
其次，两者的范围不同。古代汉语“法学”一词所包含的主要是法（律）注释学，而且基本上局限于刑法领域，当然，有时也涉及一些行政法学（事实上是如何役使官吏的“治吏之学”）和关于法律的起源与功能等问题的法哲学（事实上是“刑法哲学”）的内容，但这种法哲学仅是伦理学家和哲学家（如孔子、孟子等）或政治家（商鞅、韩非等）或官僚（如马融、张斐、杜预等）的法哲学。因此，它的范围相对比较狭小。而现代“法学”一词，不仅包含了法哲学（法学家的法哲学）、法律条文注释学，而且还包括法史学、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等诸多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即使是法律条文注释学，与古代的相比，范围也大为扩大，除刑法学之外，还有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和诉讼法学等，并且现代法学将这些法注释学都视为是一门科学，而不仅仅是条文和词句的注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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