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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上述情况，虽然与我们受“左”的法学理论和继受苏联的模式有关，但是否与中国历史上轻视法学的传统意识有联系呢？仅此一点，就可以知道，在中国，虽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法学研究已经获得重大成就，但要真正树立法的权威并非易事，要发展和繁荣法学事业还需要我们作出长期持续的努力。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日本明治大学法制史教授冈野诚、明治史专家村上一博，以及北京大学法律史教授武树臣的热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1)参见何勤华《西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载《法学》1996年第3期。
(2)参阅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29页。
(3)方述鑫等编著《甲骨金文字典》，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718页。
(4)参见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29页。
(5)方述鑫等编著《甲骨金文字典》，第720页。
(6)参阅《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周礼·地官司徒第二》等。
(7)方述鑫等编著《甲骨金文字典》，第267页。
(8)同上书，第268页。
(9)（梁）肖子显编《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37页。
(10)《白居易集》（第四册），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57页。
(11)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93页。据笔者所见，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法学”一词的论著。当然，梁启超此处虽然用了“法学”一词，但其关于“法学”的观念还是中国传统型的。因为他认为这种法学“是研究规范人群同类不相互吞食的号令”的学问，而这种号令是“明君贤相”为百姓所立。为此，他对中国历史上法学的兴衰作了简单的回顾，强调在“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的同时，“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同上）。所以，梁启超这里所讲的“法学”一词的内涵与沈家本在《法学盛衰说》中对“法学”一词所阐述的相同，基本上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律学”。
(12)当然，在严译《法意》一书中，“法学”一词还出现得极少。在大多数场合，孟德斯鸠原文中使用的是“罗马法学家某某”，而严复都将其译为“罗马法家（有几处用了‘律家’）某某”。这说明在严复的观念中，“法学”的意识还不是很强的。
(13)见《沈寄簃先生遗书》（上），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924-925页。
(14)汤能松、张蕴华、王清云、阎亚林编《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169页。
(15)岛田正郎著《清末近代法典的编纂》，创文社1980年版，第25页。
(16)笔者曾就此问题查阅了各种日本法律古籍，并特地请教了专治法制史的东京大学教授石井紫郎、明治大学教授冈野诚、国学院大学教授高盐博等先生，他们的一致答复是：在他们所看到的日本古籍中，没有发现“法学”一词。
(17)日本国史大辞典编集委员会编《国史大辞典》第14卷“律学博士”条（作者：久木幸男），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
(18)原文中是日语片假名，笔者据其读音将其恢复为上述法、英、德语。
(19)津田真道编译《泰西国法论》“凡例”，载《明治文化全集》第13卷，1929年初版。
(20)穗积陈重著《续法窗夜话》，岩波书店1936年版，第139-140页。
(21)冈田朝太郎著《法学通论》（汪庚年编《京师法律学堂讲义》，《法学汇编》第一册），宣统三年（1911年）北京顺天时报馆排印，第1、2页。
(22)该书作者是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惠顿（H.Wheaton，1775-1848）。
(23)参见李贵连《中国法律近代化简论》，载《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3期。笔者事后请教过李先生，他说这些书他都看到过，但未见到“法学”之用语。他认为，“法学”一词是从近代日本传入的，但其具体过程尚待研究。
(2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8页。
(25)如中国古代的“法律”一词是单音节合成词，它分别表示“法”和“律”这两个含义，而日文中的“法律”一词不仅与中文发音不同，而且它只表示一个含义，以对应于英语的Law，法语的Droit，德语的Recht等词。
(26)不仅“法学”是这样，其他术语也一样，如日本人用“哲学”来对译philosophy（国人原译“智学”），“经济学”对译economics（国人原译“资生学”、“计学”、“平准学”），“社会学”对译sociology（国人原译“群学”）。这此词（哲学、经常学、社会学等）在中文中原本都是没有的，但由于是用汉字组合，国人一看就明白，只要改变读音，便可以立刻当作中文来使用，所以，最后都接受了这些术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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