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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重在治官，是因为官与权不可分。古人铨释“官”字的含义，谓“官者，管也。”管则需要权，有权就要设官，要设一定的官职来掌握和行使权力；当官就有权，哪怕小到一个警察、一个小公务员，手中也都掌握大小不等的权力。而权力，既可以用来积极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消极地不作为，有权不用，尸位素餐；更可以加以滥用，用来攫取物质或精神私利。权力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腐蚀力。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他的名著《权力论》中说过：“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对于大多数人的行为所发生的影响往往超过他们自己的想象。”霍布斯也说：“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是“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中国的孔夫子讲“食色性也”，讲的是人的生理自然本性；而“权力欲”则可以说是人、特别是官的社会本性。而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JohnE.E.Acton,1834—1902）的名言：“一切权力必然导致腐化，绝对权力必致绝 对腐化。”对掌握权力的官吏如果不加制约，也必然会腐化。所谓“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此弊不除，欲成善治，终不可得。”中国古代历朝败亡，莫不败于奸臣、贪官以及那些“手握玉爵、口含天宪”、专权乱政的宦官之手。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一书中，对贪官污吏有一段生动的刻画：
“故今之巧宦，莫妙于阳避处分而阴济奸贪，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上朘国计，下剥民生，但能博上宪之欢心，得同官之要誉，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恩不足念，民怨不足忧。作官十年而家富 身肥，囊囊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矣。于是而上司荐之曰干员，同僚推之曰能吏，小民之受其鱼肉者，虽痛心疾首，籍口侧目，而无如何也。”因此，历代吏治大都以惩治奸贪为主。新中国建国初期惩办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时，毛泽东就曾尖锐地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这样。”“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 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时至今日，官吏的腐败现象仍有增无减。XXX在纪念中共建党75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危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他后来还把“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视为“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当然，吏治不只是消极地为了防腐，积极的应是改革行政机构，健全官制，选拔和培养“能吏”、“廉吏”，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官员队伍，使国家机器能通过他们得到稳定、安全、高效地运转，促成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三、治官的主体与方略
明确了治国重在治官，更重要的还必须解决谁来治、如何治的问题，即治官的主体和方略问题。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人治下的吏治，即皇帝治官的方略是以官治官，毛泽东同志的治官方略是人治与群治结合，即：在人治下，通过群众运动来治官。
这种直接把群众作为治国的主体的“群治”观，表面看来是民主的或是“大民主”，但实际上却仍然没有摆脱人治的遗绪。群众运动在革命时期和解放初期的阶级斗争激烈时期，用来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扫清反动的残渣余孽，确有风卷残云、立竿见影的功效。在政治运动中，群众也比较听话，领导者个人运筹帷幄，一呼百应，一言安邦。领导人特别是在群众中有极高威望的领袖个人可以决定一切，指挥一切。这给人以错觉，仿佛个人意志可以扭转乾坤，群众运动可以包医百病。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治国治吏，都可照此办理。殊不知“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之?”群众运动往往变成运动群众，离开了法治的“群治”，实际上是“人治”的变种。
这种一人之治与群众之治、个人专断与大民主结合，成为建国以来到“文革”终了的中国治国治官的“特色”。考其得失，应当说收效甚微，负面作用为主，官未治好，发展到最后导致国已不国，造成了极大灾难，教训是深刻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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