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回眸篇 司法改革渐入佳境
体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我国司法制度与现代法制一步步靠近
回顾中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就不能不追溯新中国司法制度确立和发展的历史。
——根据１９４９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公安部和司法部，分别行使国家的审判、检察、侦查和司法行政职权。这个阶段实行的是审判、检察从属于行政的体制。当时有这样的规定：不足五年的徒刑以及宣告无罪的判决，由县人民政府批准；
——随后，１９５４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各级法院、检察院被赋予与同级政府平行的地位，各自对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同时确立了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只能由法院、检察院分别依法独立行使的原则。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人民陪审制度、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两审终审制等，都留下了我国司法制度设计的笔墨；
——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历经十年浩劫，公检法被砸烂，审判权一度由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机关被撤销。
——１９７８年３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宪法》，决定重建检察机关，确定其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是我国司法制度恢复的一个重要标志。自此以后，我国司法制度开始向现代法制一步步靠近。
改革：正在酝酿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给了司法改革一次强劲的助力
在改革开放的２０年进程中，我国司法制度也在与时俱进。但是，如果我们从改革的层面去审视就会发现：至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我国的司法体制是一种计划经济背景及其观念下的“一贯制”——改革，只有细微的迹象显现。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启迪了人们的现代法治新观念，萌动了对建立现代司法体制的期盼。此后，司法改革的呼声呈渐强之势；
——司法改革实践的全面启动是在十五大以后。司法改革走上前台，引人瞩目。初始阶段的改革推进了关于诉讼程序和管理方式的探索；
——进入新世纪，十六大用３００余字的篇幅，勾勒出中国司法改革大势，其目标和方向是：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司法改革整体推进、纵深发展的机遇来临；
——无疑，正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给了司法改革一次强劲的助力。可以预期：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将为司法改革赢得更具操作性的平台和空间。
关注：司法改革改什么？
对现行司法体制的局限性怎样看？
对中外司法体制演变和改革颇有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对我国司法改革内在的动因给予了判断：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司法体制，其观念和管理模式肯定适应不了市场经济规律的需求和发展；其自身局限也肯定会制约市场经济下社会新格局的生成和构建。
此外，贺卫方还指出，司法改革的外部环境也呈现“紧迫”之势。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履在稳健中加快；“入世”后，我国经济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在多种经济成分、多重利益格局的形成中，公众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期望值在攀升；社会变革带来的多种利益和社会矛盾亟须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需求。
司法改革改什么？换言之，我们对现行司法体制的局限性怎样看呢？综合诸多观点，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粗线条梳理：
一是司法活动基本上套用了行政管理模式，蒙上一层浓厚的行政色彩。比如，司法机关的设置与行政机关相对应，对司法人员确定行政级别，按行政决策模式裁决司法案件，司法经费调拨由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划定，等等；
二是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根深蒂固，司法程序被忽略。我们必须知道：在现代法治理念中，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重实体、轻程序或重程序、轻实体都可能导致司法不公；
三是司法独立的客观性还没有受到真正意义的重视。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审判权、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原则，然而，实现得并不尽如人意；
四是司法人员的非专业化，这一点可以看做是司法活动行政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在一段时间里，法官和检察官的构成里包容了大比例的非法律专业和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尽管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大有改观，但先前留下的诸多问题至今还令人大伤脑筋。
结论：只有纳入政治体制改革中统盘考虑，
司法改革才能从技术层面走向实质性层面
很有意思的是，当司法改革已经启动并在大步前行时，人们对谁是司法改革的主体提出了质疑。有学者认为，只有检察院和法院属于司法体制之列，而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等是行政机关、社会团体。而另有学者则指出，司法改革涉及到社会调整、社会意识和人们思想方式的深刻变化，公、检、法、司等作为我国目前的一个现实的司法格局，无疑都应在司法改革之列。[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