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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宪法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宗旨，我国宪法典也把公民权利一章提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那么宪法规范应着力解决的是公民权利的内容和国家机构的制约原则，对于正在进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内容的规定，就不能多采用限定性、禁止性规范，否则就会使得相关方面的改革受到宪法的阻碍，在立法技术上自我设置二难悖论，在法治实践中自相矛盾。杨海坤在《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宪法学研究现状与评价》（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版）中说：“通观我国的宪法，与其说是一部法律还不如说是一部政治性纲领。没有法律的特性，却基本了政治纲领的所以要素。”八二宪法颁布至今，已经过三次部分修改。除了三次宪法修改涉及的内容，学界对现行宪法内容和规范设计方面的种种不足进行了深入探讨。纵观这三次宪法修改，主要有如下缺陷：一是修改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三次修改通过17条修正案，有11条约2/3涉及经济制度，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制度完善关注不足；二是修改后的宪法规范仍纲领性、政策性有余，规范性不足。纲领和政策是党和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目标和行动步骤，具有前瞻性，会经常根据实践的发展而调整，不宜作为宪法规范，八二宪法的三次修改全在于宪法中关于经济政策的规范落后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成为经济建设的桎梏，才导致修宪。同时鉴于我国宪政制度与两个人权公约在应然权利认知上的重大差异，我国已加入了这两个公约，修宪应该将重点放在公民权利保护制度和部分国家制度的完善。其三，修宪过于频繁，削弱了宪法权威和公民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法治和宪法意识。一部法律之所以被百姓信仰，就是因为它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的被应用，不断的被认可和遵守。假使按照魏雅华一文中的观点，即使制定出了“与时俱进”的宪法，也仍然难逃“滞后”的厄运，难以避免的频繁修宪将沦为“救火的法宝”抑或“盲动的指挥棒”，不利于宪法权威和公民宪法意识的巩固。在宪法的指导思想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证我国宪法修改、制定过程中的一根“红线”，有了这根“红线”，对宪法性质变化的担忧就可消解。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新改革，完全可由国家政策来加以规范和约束，通过试点的方式加以运作，成功则推广，这样就不会存在对宪法的轻蔑和亵渎，又能够比较好地协调因立法技术衍生的这一矛盾。
综上所述，“滞后”原则并不是妨碍依宪治国的罪魁祸首，宪法也并非“奋鬃扬蹄的理论之马”，而应该是文明进程的守护神，它不可能也没必要充当摇旗呐喊的狂飙角色，而从立法技术上消解其对当前改革创新实践的负面影响乃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作为根本大法的保驾护航功能，从而实现“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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