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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的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承认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保护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通过行政管理的方式来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对私营经济的规定也大致类似。根据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修改后的宪法提高了私人财产权的法律地位。根据修正案第16条，宪法中的相关条款被改为：“（第1款）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在中国的权力话语体系中，把私有经济解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表述，意味着正式承认其合法性和持久性，意味着“国家──集体──个人”这一价值序列的相对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条款中不再区别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这实际上意味着当局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及阶级分析法。但在政府职能方面，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并未接受关于国家中立性和行政服务的理论假设；相反，还是继续强调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和管理。尽管如此，宪法修正案第16条仍然是这次改宪的核心内容，也是今后中国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支点。
另外，修正案第13条增加了一个法治国家条款，而第17条则追认了刑法修改的成果，即废除了反革命罪，使政府在行使强制力时得以淡化其政治色彩。若借用诺斯的术语来表达，对宪法的这两处修改的主要意义在于，国家控制权的潜在暴力（violence potential）的分配显得更加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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