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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类的理性来解释自然法，进而解释宪法的权威，体现了—种 宪政主义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宪政批判的阵地，相应地也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服从的理论根据。来自自然法的观点并没有否定 法律的效力。相反，它表现出对法律的需要，就像洛克在《政府二论》第57节所指出的那样：“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 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 就不能有这种自由。”
我们提到了西方几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 ----卢梭、黑格尔、霍布斯、洛克，以及几位著名的政治家 ---- 他们以各不相同以至各自相反的观点，不是为无限制的最高国家权 威辩护，就是为有限的政府权力立言；不是为维持现状(法律与秩 序说教)，就是为制止暴政、保障人权、伸张正义提出各自的道义。
卢梭与洛克是后者，黑格尔与霍布斯是前者，林肯则介于二者之间---- 为了维护整个宪法的权威，不惜破坏部分宪法的权威。这些资产阶 级革命时代产生的观点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从道义上而不从 形式主义的法律上来提出人类的要求。
三、 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
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卢梭认为一切重大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或 铜版上，而是铭记在公民们的心中”，民心、民意才是“真正的宪 法”。他说：“当旧的法律腐朽了，渐渐消亡了，新的权力有的把它保留下来，有的则取而代之，驱使人民按其心之所向的方式走去，他们 无情地把靠习惯势力生效的那个权威抛在后面，取而代之。人们讲 的是道德，是习惯，但最主要的是民意，一个尚未被政治思想家所 了解的权力实有待它(指民意)在一切方面取得胜利。” 这无疑是说：宪法到底有多大的权威，并不靠它的自称，习惯势力 也靠不住，终究还是取决于民意。这是对宪法法律权威和道义权威的挑战，它吹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号角。这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 革命是最大的权威。”
宪法自称权威是—回事，宪法的实际权威则又是一回事。宪法后面 的实际力量对比和宪法文本所记载的东西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相 差十万八千里。宪法规定与社会实际的政治力量对比一致的，就有 权威；不—致的，就没有权威。 把各国宪法拿到这个权威光谱上来检验，不难发现有的宪法是没有 权威的，如曹锟的中国宪法是无耻的拙作，马科斯的菲律宾宪法是 对现实的讽刺；另—些宪法则是完全有权威的，如爱尔兰宪法的记 载就真的变成了现实。大多数宪法在权威程序上介于两者之间，如 英国宪法的“议会主权”现在变成了法律虚构，大选决定政府命运 的宪政主义使英国宪法名实不一，重大问题实际上是经全民表决后 生效的。
纸上的宪法是静止却不变的，但宪法的实施是—个过程，实际生效 的宪法是动态的。发展中国家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使在发 达国家，宪法也不是条条名副其实。美国宪法要求政府“随时公市一切收支项目”，实际上国会和白宫都从未向公民公布，最高法院 也宣称该规定不在它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
同样在60年代通过《民权法案》前—百多年，英国的国会、总统、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谓“平等保护”条款一直视而不见。根 据1981年修改前的《下列颠美洲法》的明文规定，加拿大政府首相 “须向加拿大议会负责，进而向选民负责”，实际上则明确是向英 国女士的代表---- 总督负责。”意大利宪法明文规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立法却使行政长官在“最高审判委员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将司法独立原则化为乌 有。卢梭说得好，宪法权威只能是政治权威，只能取决于民心的向 背。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谈到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他说：“代议机关的立法如违反委任其行使代议权的根本法，自当 归于无效，这是一条十分明确的原则。因此违宪的立法自然不能使 之生效。如否认此理，则无异于说：代表的地位反高于所代表的主 体，仆人反高于主人，人民的代表反高于被代表者本身。若这样的 话，那么行使授予的权力的人不仅可越出其被授矛的权力，而且可 以违反授权时明确规定禁止的事。”由此他得出结论：“宪法与法律相较，宪法优于法律；人民与其代表相较，则人民的意志优于代表的意志。”宪法的法律权威似乎是形式主义的逻辑游戏；宪法的道义权威则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我们只好接受宪法权威是政治权威 一说。宪法有没有权威，即有没有最高效力，不取决于法律上的文 字游戏，也不取决于各个相同甚至各自对立的道德观念，而是取决 于力量的对比。
政治既可以是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也可以是人性中残忍的—面，或 者是既善良(口头上)又残酷(行动上)的—种活动、一种生活方式。 人类的本性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易犯错误的。麦迪逊在《联邦党 人文集》第51篇中道出了一条宪法原理。他说：“政府本身岂不是充分不过地反映了人性的特色么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 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两方 面：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就要控制政府自身了。 控制政府无疑要依靠人民，但经验教导我们：人类必须有其他的防 备方法。” 这里所谓“防备方法”，简言之，就是内有分权制衡机制，外有人 民团体对政府的控制，特别是司法机关对立法、行政机关的行为在 个别案件中进行公正的审查。显然单讲这些技术，未必能使人们相 信不经革命便可以达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要知道我们探索的问题， 其渊源甚深，不是立宪过程所能揭晓，也不是这些卓著的技术 ---- 分权制度、人权宣言、成文宪法所能收效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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