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其次，宪政的平衡性意味着各宪政主体的共存性，各宪政主体共存的依据是经一定程序获得多数同意、公开、有效的宪法，又被称为“社会契约”，因此，宪政平衡论包含着契约精神。利益彼此冲突的各宪政主体，要实现共存，就须彼此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斗争、协商、妥协，最后形成大家共同接受的方案，这实际上就是一份政治契约。正如一位学者说的，“就宪政的产生、根本任务及其手段和方法来看，其特征就在于它的契约性”〔38〕（138页）。宪政据此也被理解为契约宪政，因为宪政是“把普通契约论的基本原理和规则推及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从而为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治化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38〕（138页）。因此，革命和阶级斗争不应当是宪政的常规内容，它们与宪政制度的联系在于：一国宪政制度的建立一般说来都是该国发生的某种程度的革命的结果，质言之，革命乃宪政建立的前提，但仅此而已；已经建立的宪政制度是要尽力避免革命的，作为平衡机制的宪政不断平衡各种力量，其根本目的也是要避免平衡的打破、避免革命。宪政的运行是“一种以社会为基础的不断演进，而不是激进的政治革命的建构”〔20〕。宪政并不排斥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只能限定在宪政制度之内。一部宪法的制定、一种宪政制度的建立，都是各阶级斗争、妥协的结果，是各阶级力量暂时平衡或达成新契约的标志。宪政意味着双赢关系的确立，而排斥那种一方全胜式的结果。因此，宪政平衡论力图使利益冲突的各宪政主体依彼此同意的规则竞争、协商、博奕从而实现彼此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宪政状态下的阶级斗争实际上融入了这种竞争、协商、博奕之中。宪政平衡论崇尚契约精神，拒斥经常的、急风暴雨的、推倒重来式的革命。
第三，宪政平衡论包含着实践精神，体现了宪政建设从理性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宪政应当是实践的。除英国宪政是自发生成外，到目前为止的其他各国宪政其建立和发展经历了由理性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宪政平衡论提供了这一转变的路径。各国在建立宪政之初，理性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各国具体的宪政制度都是理性主义建构的结果。早期的政治思想家们甚至认为，凭着对理性的信仰，就能建立起完美的、理想的、而且真正有效的宪政制度。实践已经证明这一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凭借激烈的阶段斗争或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宪政最多只是后来成熟宪政的雏形。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美国宪政去与200多年前刚建立起来的宪政制度相比，我们会发现二者间存在惊人的差异。真正成熟的宪政，不仅需要理性光芒的照耀，更需要经验的不断累积。纵观各成熟的宪政国家，其完备、有效的宪政制度，除了以理性主义的宪法条文作为其基础外，无不以宪法判例、宪政惯例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这一部分使宪法成为了“活的宪法”。宪法判例、宪政惯例的形成和积累过程就是宪政平衡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宪政的发展过程就是宪政不断达成平衡的实践过程。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宪政的创新能力，不断达成平衡使宪政处于动态发展之中。
第四，宪政平衡论突显了程序的意义。各种相互冲突和对立着的政治力量、利益集团必须通过一系列如交涉、商谈、博奕、协调、选择等行为才能达成妥协，实现平衡。程序就是交涉、商谈、博奕、协调、选择的原则、条件、方式和过程的总和。程序在宪政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宪政中如选举、立法等并没有预设的实体内容，其结果公正与否完全是从程序的合法性来判断的。“无论结果如何，只要同意程序即接受了结果”，“其结果之所以是公正的，就是因程序是公正的、合法的，或者是大家所接受的” 〔39〕。因此，在宪政中理应确立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使宪政平衡的实现理性化、规范化，它不仅“意味着遏制冲突的努力，也意味着把冲突转变为允许为了不同的立场合理争论的符号性冲突”〔40〕（47页）。因此，正当程序的进行过程即是实现宪政平衡的过程，程序的结果即是宪政的一种平衡状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