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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的现实主义理论
第一个理论流派就是唯物的现实主义。
直至最近，现实主义者仍一致认为，国际机制及其运行规则、目标和影响总体上反映了系统内最强大国家的利益。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希望使自己的安全与自治权最大化。在无政府状态下，对别国意图与能力的疑虑会引起恐惧，而恐惧又催生了一种欲望，即通过提升相关的能力而使自己的安全与自治权最大化。有两种方法可以达此目的：一是动员国内的经济与军事资源，以提高军事实力，这种方法有时被称做“内部均衡”。二是寻求结盟，即寻求有共同安全利益的盟友——这种利益针对其他某个特定大国或国家联盟，这种方法有时被称做“外部均衡”。
一般来说，现实主义理论希望国家采取内部均衡而不是外部均衡。内部均衡使自治权最大化，还可以降低国家因联盟义务而被拖入非情愿冲突之中的可能性。在盟国担心落入陷阱的情况下，它还可以降低被其盟国抛弃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观点，现实主义理论希望国际机制采取下列四种形式中的一种。
第一种是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足够影响力的国际机制，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建立起某些国际机制，它们也只是致力于罗列成员国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及选择，而无力促使国家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第二种显然就是结盟。第三种是服务于联盟成员共同利益的经济机制。第四种是作为大国霸权工具的机制。
总之，现实主义理论认为，除了占优势地位的一个或几个机制的发起国的认同或利益外，机制本身没有自己独立的认同或利益。下列各项可以促成对机制的服从（同样也是顺从霸权国的利益）：
·盟国间暂时共享的军事利益；
·霸权国通过机制提供的实物“补偿”和“制裁”；
·参与机制一段时间后，弱小国家间对从属地位的内在认同。
契约制度主义理论
契约制度主义，又称新自由制度主义，它对唯物的现实主义理论假说大部分是接受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状态的，国家理性地追求安全与自治权的最大化。在不稳定和担心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国家倾向于依靠国内外平衡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派生出一种体系，其特点就是冲突、不安全的循环。
然而，契约制度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除安全与自治权之外，它又为国家增加了第三种担心，这就是福利，或曰该国民众的经济安康。原则上，这种利益的绝对值要比其相对值要重要（例如，对一个国家来说，现在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提高了，要比好过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更重要）。国家看重经济生活水平的绝对提高，而国家之间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分配不均，因而国家就发现它们有通过经济交往使福利最大化的共同利益（如，贸易与投资）。
问题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需要保证其合作不会被他国所利用。国际机制能通过降低获取其他国家能力与合作意愿信息的成本来帮助提供这些保证。有多种方法供国际组织用来降低这些成本。
首先，国际组织本身可以要求国家提供关于它们遵守协议的信息，国际组织内部的其他成员也能获得这种信息。这种信息能够减少对其他国家承诺的可靠性的怀疑，也有助于增进国家对合作成果的期望。
其次，国际机制还可以为消极的国家提供增进合作的动力。
在契约制度主义者看来，国际机制鼓励合作的第三种方法是保证国家间的互动持续下去。只要国家相信它们可以继续从组织内部的合作中获益，它们短期内就不会退出、蒙混或违反协议。换句话说，美好的远景和对继续互动的确信将增进合作的可能性。绝大多数的组织成立时并没有明确的终点或期限，成立这些组织是希望合作能永久持续下去，除非极端的情况迫使某国退出。这种对长期互动的确信增大了骗取短期利益的成本，因为其他国家会不愿与其合作，因而剥夺了违规者的长期利益。
最后，一种机制可以促进合作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国家在此提高其作为合作者的声誉，当一个国家从某特定组织内部的合作中不能获益或获益很少时，更是如此。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契约制度主义理论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机制“是否”有用。这项研究对主流现实主义关于机制是大国工具这一观念提出挑战。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契约制度主义开始将其关注点从证明机制“是否”有用转到“怎样”发挥作用。一种研究方法关注的是国内行为体如何利用机制来为其国内政治议程服务。
换个角度来看，国内行为体能够意识到，通过让渡部分国内政治权力给国际组织，他们可以降低政客的短期行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例如，将货币政策让渡给欧洲货币联盟，使得一些国家的政客更难以使用短期通货膨胀性开支政策。恰恰相反，重要的决策权掌握在支持低通胀政策的国际组织的手中。有些人相信加入WTO后，中国的改革者可以宣称国际环境要求中国推进以市场为主的改革，从而使反对国企改革失去合法性。有证据表明，新生弱小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加入某几种国际组织来加强他们在国内的权力和信誉。他们将努力加入那些能够为更民主、更开放和更透明国家提供合法性及发展援助的机制。例如，东欧那些希望加入欧洲有关机制的、新生的民主化国家就是这样[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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