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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经营目标偏离的行为经济学解释——对近代民生公司的实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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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金铮 邓红 ，1990： “论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有效管理”，《近代史研究》 ，1990 .3
15.重庆市档案馆藏 ，全宗号：民生
16.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5：《四川省文史资料》，第二缉：工商史料编
17.0lson ，1994：《集体行动的逻辑》， 上海三联出版社， 陈郁 、郭宇峰、李举新 译
18.马敏 、朱英 ， 2000：《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 《中外旧约章》第一册，P.616。
[2] 这种垄断不是完全市场竞争的产物，而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侵略的副产物；至于“饱和”，卢作孚说道：“在扬子江上初有航业的时候，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所以行业以极短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盛。……大多数限于船本全折……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卢作孚，1934，“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
[3] 卢作孚，1934，“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公司”。
[4]在不到20年的时间中，发展到共有江海轮148艘，吨位6万多吨；资本增长到上亿元；职工由十几人增长到8000多人；航线从嘉陵江延伸到整个长江，进而向海洋发展，开辟了南北洋航线。同时民生公司还在长江全线和沿海港口及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在国外的河内、纽约、魁北克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它在资金、纯益、人数、船舶艘数、船舶吨位数以及航线的延伸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它航运公司，成为中国航运界名副其实的龙头企业。(聂宝章，1983)
[5] 一个推论是：意识形态可以等同于博弈中的“共同知识”，或者至少是“共同信仰”。
[6] 这是行为经济学“social preference”模型的一种特殊情况。更一般的模型及实验验证见 Rabin，1996。
[7] Ui为各主体的广义经济利益，Πi1是在没有特殊意识形态影响时各主体的经济利益。
[8] 这一部分利益可能代表这一人群的整体利益，区别于Πi1。
[9] Rabin&Donoghue,2000
[10] 也可以说是缩小（或扩大）了决策者的战略空间。
[11] 这里当然不包括在外国侵略中国活动中既得利益的中国人，比如买办阶层和一大部分的官僚阶层。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是爱国的这一点很难说，但我们根据Bayesian law可以相信，爱国者的比例是很大的（一个估计是：如果爱国者比例太小，中国至今也不可能独立）。
[12]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P158。
[13] 卢作孚，“超个人成功的事业 超赚钱主义的生意”，《新世界》85期。
[14] 卢作孚，1934，“大胆生产 小心享用”。
[15] 具体见：卢作孚“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载《卢作孚文选》。
[16] 本段以上几处引言均来自《民生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1937。
[17] 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八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会词》，《新世界》1933年32期。
[18] 重庆市档案馆藏：全宗号民生，卷号37。
[19] 一个例子：“在最艰苦的时候，船上和岸上的人员都参加了旅客服务工作，许多轮船上的船员在旅客多的时候主动让出自己的床位给旅客住。”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P171。
[20]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153页。
[21] 内在的逻辑是：在管理层次既定的前提下，管理效果和被监督者的道德风险系数负相关。
[22]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P172。
[23] 一个例子是，当时的外国轮船公司花费了大量的广告费用，比如赠送小礼品等，但客源还是被民生抢去。另外，当时的地方政府成立川江航务管理处，专门限制外商轮船的特权（资料来源：《四川工商史料集粹》第一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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