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π db
──＝π[,k]＋π[,b]──│k[*]＝0 （28）
dk dk
这里π[,k]＝－F'＋R[,k]＋σ和π[,b]＝R[,b]。条件db／dk是第二阶段时外国厂商的行动的影响，本国厂商认为这种效应影响源于它的R&D投入的增加。这种效应可以通过求解这两个第二阶段的一阶条件计算得出，这也是它被描述作为对外国厂商的R&D选择，k[*]， 的制约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最优化政策是什么呢？如以前一样，在没有国内消费的情况下，福利等于利润减去补贴支付。
W（k，a，b）＝π（k，a， b，σ，s）－σk－sa＝R（ k， a， b ）
－F（k） （29）
对其完全微分，并将本国厂商的一阶条件代入可得
┌ db ┐
dW＝│－σ－π[,b]──│dk－Sda＋R[,b]db （30）
└ dk ┘
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很明显，他手中的两个工具手段（σ和s ）使他能直接有效地控制本国厂商对k和a的选择。至于对外国厂商的选择b，他也可以象在前面小节中的单一阶段模型中一样，通过使外国厂商沿着他的反应函数移动而间接地予以控制。唯一的复杂之处在于相对应的反应函数愈发显得复杂，因为它也是外国厂商的一阶条件的解，那是和式（23）与（28）相应的，即：
解出这两个条件式子，政府就可以得到外国厂商的行动，它是本国厂商的两个行动的函数：
b＝B（a，k） （32）
将此导数代入式（30），并令其等于零，可得到最优化补贴为下：
db
σ＝－π[,b]──│[k[*]]＋R[,b]B[,k]和s＝R[,b]B[,a] （33）
dk
令条件B[,k]＝0，可以简化上式：因为两家厂商在第一阶段并未直接地展开竞争，所以k对b的影响是次要的，完全可以忽略掉。这样式（33）的最优化政策就显示了一种很清楚的劳动分工。第二阶段的出口补贴s 是为了使本国厂商在第二阶段做出一种斯塔克尔伯格选择而支付的，而对R&D的补贴σ正好抵消了这个战略性的影响。再者， 这两种手段的符号显示了与静态竞争博弈一样的模糊性。第二阶段的出口补贴公式与静态博弈的公式一样，因此它的正负取决于第二阶段行动是一种战略性替代还是一种战略性补充，至于R&D补贴，它具有与s相反的符号。如果第二阶段的行动是战略性替代，那么战略性效应是正的。套用富登伯格和蒂罗尔（1984）的术语，本国企业采用的是一种团体的领袖的策略，通过“过量投资”（相对于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最优状态，其中R[ ,k]＝F’）而使自己在第二阶段竞争中处于一种优势地位、 最优化政策是通过征收一种R&D税来“限制”这个企业。相比之下， 当第二阶段行动是一种战略性补充时，企业采用的是“投资不足”的“自大的没脑子的小伙子”战略。例如，在伯特兰竞争中，企业有一种减少投资的动机以便提高竞争对手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最优化政策是给予R&D 补贴：这个“自大没脑子的小伙子”应该得到鼓励。
斯潘塞和布兰德（1983）得出了战略性替代的结果；而有关战略性补充的结果在尼亚里和莱希（1996）之前似乎无人提及。这两个结果放在一起显示了经济政策理论的这一分支所体现的悦人的统一性，但是对于政策的行动第一主义而言，则没有什么安慰可言。与被我称为QUART2的布兰德（1992）推测正好相反，当动态的行为考虑在内时，困扰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静态理论的模糊性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
3、R&D溢出效应和工业政策案例： 我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容许R&D产生一些不适当的溢出效应的含义， 这样的话不仅可以减少研究与开发企业的成本，而且还可以降低其它企业的成本。QRART3认为这种溢出效应强化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支持创新企业的力度，然而莱希和尼亚里（1997）认为，这种推论并不正确。 当然，这一做法的正的外部效应本身就使得补贴合理化了（假定私营部门不能按科斯的方式将其内部化）。然而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早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之前就由皮古提出来了。相关的问题是，如果要进行干预的话，战略性考虑为其提供了什么样的额外基础。
答案是令人惊讶的。当外溢效益使得同行业的其它企业受益时，库诺特寡头垄断企业就会出于一种战略性的动机去降低R&D投入，从而减少向竞争对手的技术转让。这实际上为政府补贴提供了一个战略性动机。但是请注意，即使那些从外溢效应中获益的企业是外国企业时，也应该提供这种补贴！补贴的目的并不在于鼓励新技术的扩散，而在于避免由于战略的原因而出现的无效率的投资不足。当然如果其它企业都是本国企业的话，我们都知道出口补贴的战略意义也随之削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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