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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与北京对话
日本央行在新闻稿中阐述了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的原因，“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愈见重要，同时，其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也更加紧密……银行相信，设立代表处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并拓展与中国金融界沟通的渠道。”
日本央行总部国际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解释，北京代表处的作用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收集更多信息用作研究；二是能面对面地与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中国官员沟通；有助于提高中国对日本政策的整体了解；三是日本央行的代表也可向中国提供技术支持，包括货币政策、银行监控及市场操作。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总部在北京，代表处自然选择北京而非上海。
其实，中日两国央行之间已经有了不少合作。日本央行在新闻稿中举例，2002年3月，两国央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与时任日本央行总裁速水优在东京签署了这一协议。根据协议，当中国出现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不足时，日本将向中国提供日元换回人民币；反之当日本有需要时，中国将提供人民币换回日元，双方融资额度相当于30亿美元。
比日本央行的动作还要快一步，韩国中央银行的代表已经在北京开展筹备工作，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代表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两国有密切关系，中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开设代表处有助两国央行的良好关系，及两国更密切的经贸与金融往来。”
如今，中国已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2002年对外贸易额高达620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逾20%。
与此同时，日韩两国一直是中国举足轻重的贸易伙伴。今年上半年的中国海关统计资料显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进口国，金额达338亿美元，占中国整体进口近两成；日本亦是中国第四大出口地，韩国则是中国第五大进口国及第六大出口国。
韩国央行先行一步
中日于1970年代恢复邦交以来，日本央行一直派驻有一位代表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工作。现任日本央行驻北京代表是福本先生，目前他正在出差，无法联系上。
接受记者访问的日本央行驻香港副代表，也曾经在1993～1995年期间担任驻北京代表。不过，这位代表的身份隶属于日本外交部，不能全职做央行所需的沟通及信息收集工作。近年来，日本央行频繁访问中国各地，一名代表已经不足以应付日渐繁重的工作。
这位香港副代表透露，早在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东京设立代表处时，中方曾私下提及：日本何不到北京设代表处？但日本方面约一年前才开始认真考虑此事，并于今年年初积极跟进。
他还说，北京代表处设立后，主要负责的范围将是华北地区，香港代表处还会继续保留。日本央行的香港代表处设于1957年，这是其设在大中华区的首家代表处。同时，香港也是日本央行亚太区代表处的所在地，负责除日本之外亚洲地区的事务。
韩国央行则已率先得到中国同意开设代表处，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内地成立代表处的外国央行。
2002年5月，新上任一个月的韩国央行行长Seung Park到访北京，并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会面，双方同意韩国央行在北京开设代表处的构思。
去年7月初，韩国央行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意向书。今年3月，两国央行签署相关备忘录。
整整一年之后，韩国央行的3名人员已身临北京，在临时办事处开展筹备工作，眼下正忙于寻找正式办公地点，向工商管理局、劳工局、外汇管理局及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其中一位代表透露，开张的时间初步定于10月初。
代表处不是谈判渠道
在北京代表处之前，韩国已有五个地方设立代表处，分别是香港、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及东京。
而日本央行在海外已设有六家代表处，包括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欧洲央行所在地）及香港，在新加坡的贸易振兴会亦驻有代表。
除华盛顿代表处于1991年开设之外，日本央行的其他代表处均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产物。而华盛顿代表处旨在促进日本央行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沟通，如国际货币组织。
日本央行驻香港副代表介绍，早期的海外代表处的主要工作都是收集资料，包括外汇、股票、债券市场的信息，以及借鉴海外的金融发展及经验。如香港代表处共有4人直接派自日本央行，主要工作就是研究。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撤销固定汇率政策（360日元兑1美元），改为自由浮动汇率，但日本财务省一直保持积极干预政策的态度。若财务省决定在海外汇率市场进行入市干预，便会指示日本央行在纽约、伦敦等地的代表处为其提供最新的外汇市场消息。
记者问到，设立代表处是否有助日本与中国商讨人民币汇率问题？日本央行国际部的官员强调，代表处不是谈判渠道，成立代表处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并无直接关系。当然，中日两国央行将就各种经济及金融方面的议题交换意见，包括了人民币汇率[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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