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有关中国引进外资的问题上，国内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吸引外资是为了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目前，国内高达7万多亿元的庞大居民储蓄［1］和不断扩大的银行存贷差［2］，表明将引进外资用以解决储蓄－投资缺口的解释并不成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工业结构的整体效益也远未带来预期的成效［3］，那么千方百计引进外资的动机和必要性究竟何在？
一. 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衰退轨迹
2000年，中央安排社会保障支出达458亿元，比1999年增长了80％，比同年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高出38.8％［4］，由此可以明显感受到失业给国家社会政治带来的沉重压力。同年，国家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剥离的坏帐近1.4万亿元［5］，然而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仍达25%［6］。银行实际坏帐有多大迄今还是个谜［7］，但毫无疑问，坏帐总额肯定远远高于已剥离的数额，这可以从国家发行特别国债提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严令银行业强化信贷风险控制中看出端倪。
巨额的银行坏帐暴露出长期以来国内投资的低效，即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中国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就不再受困于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双缺口模型”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日甚一日的强烈需求。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繁荣主要得益于旺盛的国内消费，当时的改革是双赢博弈，社会各阶层均从改革中受益。放权让利和承包制改革使国民收入和福利的分配明显倾向于企业承包者和职工，国家统一确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总额、不断地涨工资、几乎不允许国企破产，以及通过财政贴息方式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保持了企业间职工收入水平的均衡，稳定了占城镇就业主体的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预期，使得居民消费倾向极其强烈，于是出现了对于轻纺、家电类消费品工业的投资高潮，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高达29％，比1953－1980年超出近十个百分点。
由于承包制负盈不负亏，企业存在着投资的软约束；行政分权使“条”的中央政府权力向“块”的地方政府转移，权力上升的地方政府在中央要求加快经济建设的政治压力和各级政府逐级对下实行与政绩挂钩的仕途升迁激励机制下，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利用一切可控制的资源、包括利用人事任命权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分支行，追求产值的增长。中央计划在下达过程中又被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导致实际投资发生放大效应。地方政府与所辖国有企业在“块”的体制下形成的利益上的共生关系，必然滋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以维持落后的生产和技术以及相应的就业。资金的短缺促使急于求成的各地政府纷纷投资“短平快”的中小型加工工业项目，并控制本地资金外流，造成投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许多行业出现大量达不到规模经济的低技术、高成本的重复建设。在一些投资较大的耐用消费品行业，如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生产线的引进上，同一类型的技术和设备被各地竞相重复引进，很快导致行业生产能力的过剩。
从另一方面看，行政分权以及缺乏有效的、有利于国内市场统一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使地方政府通过对本地资源的牢固控制竭力加强其政治权力，“理性”地排斥不利于其实施行政控制或干预的跨地区的企业间购并，包括有竞争力的企业间的“强强联合”，使得市场退出机制难以形成和启动；加之当时存在着向国有银行转嫁企业亏损的便利条件和政治环境，落后企业得不到及时淘汰，低水平重复建设遂愈演愈烈，造成地区间产业布局的严重雷同［8］，到1996年，沿海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度为0.935，而中部与西部省区相似度则高达0.979［9］。这不仅使地区间难以进行经济协作、实行规模经营，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而且还埋下了市场需求不振时，为了利益上的自保，各地互设壁垒恶性竞争的隐患。然而总体上的经济短缺暂时掩盖了投资的低效。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接近饱和，同时在国家抑制通胀的政策下，国内消费增长趋缓，社会经济中开始出现结构性商品过剩。但经济仍有局部短缺，表现为收入的增加使国内储蓄上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档次提高，而国有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出现经营亏损和企业间相互拖欠。中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旨在促使经济复苏的措施，如放松银根、在国企中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1991年），因不触及国企改革的根本而无济于事。这时，放权让利后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国家财政已不能无限制地支持亏损的国有企业，为维持社会稳定，国有银行承担起了向亏损企业输血的功能。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