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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大规模的国有企业重组中，由于国有资产管理整体工作没有细化，对重组的管理组织、程序、制度、评价标准、法律制度约束条件等不建立，导致企业重组中国有资产重目标、国有资产流失的评价标准不明确，权钱交易无法控制等问题。总之，不论是地方政策取向还是个人行为取向都有偏误，最终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构成对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全社会公民权益的侵害。这种情况如果继续让其发展成为普遍，最终将受到全社会公民的反对，构成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以及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产权结构调整是最为重要的措施或条件。而产权调整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中重要的一条是投资者有意愿承接国有资产（许多是存量资产），即与投资者自建项目相比，投资者可获得一定的比较效益，否则不会主动转换国有资产。所以，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与国有资产流失就成了矛盾关系。我们需要在矛盾关系中寻找统一，既要给国有资产转移中的投资者构筑比较利益，又要明确国有资产流失标准和控制方法，既为国有企业重组创造条件，又要保全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权益。
一、国有资产流失评价标准探讨
要确立国有资产流失标准，首先要了解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权益的概念。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机构是政府或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的收益权和重要决策权等权利。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是全社会公民。国有资产权益的狭义相成为股权分红收益；广义构成则为：税收、股权分红收益、社会效益（如解决就业）。
其次，国有资产价值评估中，不仅需要根据资产帐面价值来评价其市场现值，还要估量实现市场价格的可能性。认识这些指标的意义在于市场价值是变动的，而且随着存量资产闲置时间的延长，将因为无形磨损的加大和社会资源配置标准的提高而进一步贬值。
明确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广义定义、国有资产市场现值，以及实现价值可行度估量，是确立国有资产流失标准的重要条件。
现实中，国有企业资产重组中产权变动有两种方式，一是国有资产产权整体让渡。二是国有资产与社会资本重组。即是社会资本对国有资本部分转换或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配置。
为确认国有资产重组的经济效益，首先计算国有资产现有产权下的全民收益、国有资产产权让波全民收益、国有资产与社会资本重组全民收益几个指标：
国有资产现有产权下收益二企业资产经营收益= 就业效应+ 税收…………………………………… （1）
在国有资产为闲置存量资产时，年度计算企业资产经营收益为0；税收为0；就业效应为负，量为社会提供的失业救济；国有资产贬值损益量为国有资产无形损耗。
即，国有资产为闲置存量状态时，年度全民收益=—（失业救济费用+国有资产无形损耗）…………………………………………………（2）
国有资产闲置直到现值转让，
国有资产总收益一转让现值一三年失业救济之和（按现行失业救济政策）……………………………（3）
国有资产产权让渡第一年全民年度收益=国有资产产权让渡的价值+税收+就业效应……………（4）
国有资产产权让渡全民总收益以年度收益相累加。
国有资产与社会资本重组年度全民收益=国有股权分红收益+税收+就业效应……………………（5）
国有资产重组全民总收益以年度收益相累加。
国有资产重组中，终极所有者权益是否受到损害，是不同产权关系的权益的比较，要求：
（1）国有产权下的全民收益—所有权让波下全民收益≥0；
（2）国有产权下的全民收益一国有资产与社会资本重组下全民收益≥0。
我们认为这即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评价标准。
保证这两个不等式成立的条件不是所有权让渡时国有资产让渡价值是否等同于评估价值，也不是重组中承认股权价值是否等同于评估价值，而是国有资产在重组后，构成社会公民收益的各项指标的实现情况。只是当国有资产让渡价值重组中的股权价值为国有资产评估价值，可构成全社会公民权益的最大化或收益风险最小化。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可以给当年在政府、理论界、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康佳集团与重庆无线电三厂重组事件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法。
康佳集团与重庆无线电三厂重组事件发生在1997－1998年之间。当时，重庆无线电三厂已停产多年，8700万资产全部闲置，上千名职工失业。康佳集团申请与重庆无线电三厂重组，双方认可评估资产价值为4900万元。即在重庆无线电三厂停产几年中，无线电三厂的国有资产收益收入为负，量为：8700万—4900万+社会失业救济≥3800万元，国有资产经营年均损益为—1000万元左右[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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