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经济不稳定
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作为一个整体的依存性的空前提高，经济、金融波动和危机的传导性急剧增长.没有一个民族国家与经济体可以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孤立地单独生存与发展，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经济体可以采取某种措施，单独损害别人而不同时损害自己。它们之间的整体依存性不可能是均衡对等的,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占有优势。
东南亚金融危机突出地暴露出金融的极其脆弱性。一旦人们丧失信心，金融体系立刻瘫痪。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的矛盾日益突出。产生无序金融活动和金融资源的过度开发，形成监控盲点，加剧了投机性、避税性、洗钱性金融活动的负效应。以趋利性和流动性为特征的国际游资，以搞垮某一经济体经济、金融社会秩序为目的进行恶意炒作。一国宏观经济长期失衡,难免受到国际金融资本冲击,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前都存在:贸易条件恶化和经常帐户赤字，对全球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提高，外债对外汇储备的比率提高；金融部门监管不力，裙带资本主义盛行；企业自有资金少，依靠高水平杠杆融资，1996年泰、韩、印尼企业的债权对股权之比分别为185%，325%，和183%，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较大。
金融全球化急剧提升一个经济体的资源配置能力与效率，也迅速累积系统性风险。风险可转嫁给所有经济体、经济人，供给者只承担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利益少数人得，风险所有人分担。这种不对称性使金融泡沫化具有十足的内在利益驱动和不可遏制的势头。在这一金融博弈中，发达国家占有明显的利益与优势。
二．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失衡
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低物价,全球化,同时孕育内在矛盾,金融风险在积累。
第一,高消费。
大量外资涌入美国，股市一路飙升，美国家庭金融财富增长两倍，消费开支增加，家庭储蓄率1995年为6·8％，1997年3·8％，1998年0·2％，1998年－0·02％，1999年－0·6％。
一旦美国股市泡沫破灭，资产价格下跌、债务负担加重，个人储蓄便会反弹，如回升到占GDP1％的水平，从2000年到2004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就会下降到0．4％,储蓄要与巨大的个人债务平衡，否则在资产缩水的情况下，个人债务会膨胀到为个人收入的两倍。若要达到一个基本的平衡，私人储蓄必须上升到4％，美国经济将进入严重的衰退，失业率也将达到11％以上。
第二,高债务。
以金融资本主导的美国经济出现了“从纸到纸”的循环：美联储发行纸币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各顺差国再以得到的美圆购买美国发行的其他类型的纸：政府债券或公司股票－－美圆回流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支撑美国的资本经济持续繁荣。公司和个人债务飞速增长。90年代初期非金融公司债务年增长率5％，1995～1999年12％，家庭债务总额以10％速度上升，1999年负债6．3万亿美元，个人债务总额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82％。与年上升12％的股市财富相比，年增2％的工资收入微不足道，美国人才敢如此借贷和花钱。截至２０００年３月，外国投资者拥有美国资产包括：购买美国股票1。4万亿美元，占美国股市市值的７％；拥有美国公司债券9000亿美元，占公司债券的20％；持有联邦国债1。3万亿美元，占联邦国债的3。5％；直接投资1。2万亿美元，占５---８％。美国所需资金的很大一部分靠外资流入。
第三,高股价。
1995年以前，美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在13倍以下，1997年27倍，1998年35倍，1999年一季度38倍。1995年,美国股市收益的46％是来自于利润，54％是来自于资产溢价，而由于利润增长停滞和股市市值飙升，1997和1998年则全部来自于资产溢价。
美国大牛市是以高科技股票带头上升的,符合股票价格"超前反映未来收益"的性质,但是高科技股票特别是网络概念股,平均市盈率高达70倍，其中被炒得最热的“雅虎”等，市盈率竟高达400倍以上，美国股市正是在高科技概念股带领下，创造了长达10年的大牛市。90年代以来美国1/3的家庭入市炒股，各种基金乃至于地方政府财政都参与金融投机，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已占60%以上，完全用于投机的外汇期货交易额数百倍于美国实际对外贸易额。
对冲基金借款的杠杆比率为1：7，再以借款为抵押，以平均5～10倍的比率进行证券投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资本金不足50亿美元，以1：130的杠杆比率向国际大银行借款1250亿美元，进行1·25万亿美元的衍生金融产品交易。投机失败后造成800亿美元以上的亏损，牵累到一大批国际大银行出现危机，迫使美联储不出面组织银团贷款挽救[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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