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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振省：按照我的理解，出版创新应当是文化创新的一部分。就文化的发展来说，要求它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以增强它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至于出版创新，最初更多的是指选题策划要有新意，理解得比较简单。随着认识的深入和拓展，出版创新有了更广泛、更丰富的含义。我认为，以新的意境、新的理念、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将书刊、图画、音像、电子等出版物编印或制作出来就是“出版创新”。创新，当然要与众不同，但与众不同并不一定就是“创新”。与众不同是出版创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只有既与众不同，又满足社会（市场）的真实需求，或者能开发出市场的潜在需求的出版物才是真正的创新，否则只能是炒作。
出版创新，其内涵是很丰富的。我以为其中出版物内容的创新是根本。就内容创新而言，我认为涉足别人未涉足的新领域、新问题；或者这个领域或问题别人已经涉足了，但是他的观点或者风格存在某种不足，又做了新的修正和补充；或者打破了约定俗成的看法，有独特的认识，这些都应算做创新。这中间，还可以分为原创性创新和再创性创新。原创性创新难，再创性创新也不易。再创性有个前提，就是在原创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有生命力的东西留下了再创性的空间，后人可以对它进行不断的再创造。比如，一些工具书，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内容创新是出版创新的本质，与内容创新相联系的，有出版理念创新、出版管理创新、出版体制创新、出版技术创新、出版人才创新、出版经营手段创新等一系列创新范畴，但这些都是以内容创新为出发点的，又是以内容创新为归宿的，是整个创新系列上的一个环节或一个阶段。一切环节的创新，最根本的是要落实到内容创新，而内容创新又要借助一系列环节的创新来加以实现。
主持人：以上，您讲了一些基本概念方面的问题，而出版创新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就实际情况看，出版创新的重要性和现实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郝振省：从实践方面来看，我觉得确实有提出创新这个问题的必要。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2002年全国库存图书累计总价值297.5亿元人民币，业内人士和一些权威调查机构的负责人认为，这是看得见的库存量，如果再加上民营渠道和发行渠道的库存数量，全国出版物库存至少有500-600亿元人民币，除去正常周转外，库存价值至少也得有400亿元，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图书市场一年的销售收入（2001年图书市场销售收入为408亿元）。有人认为书价太高是库存积压的重要原因，而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缺乏出版创新，尤其是缺乏选题创新、内容创新，同时也与跟风出版，恶俗炒作有一定的关系。一些出版社既想追求出版利润，又没有多少创新的选题，又缺少创新的能力，于是靠简单地模仿他人，搭车追风。他们所出的书，书名雷同，题材雷同，内容雷同，想占领出版市场，又不被市场所接受，陷入恶性循环，既没有经济效益，更谈不上社会效益，甚至损害了出版业的形象。比如20世纪90年代，图书市场充斥着《策划中国》、《非常中国》、《学问中国》、《解释中国》等一系列的图书，读者不禁要问中国怎么啦！时隔不久又炒作《老相册》、《老照片》、《老房子》等等，老字号一时成了时髦的新鲜货，现实题材淹没在“老”字海洋中。还有1998年的“隐私潮”一时间“隐私”叫声充斥于世。还有些出版社杜撰新概念、新术语，实际内容毫无创意，有的貌似新颖，实际上完全是拼凑而成，这些出版物能不库存积压吗？
实践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悬殊问题。出版创新与版权引进之间不是排斥关系，而是相容、互动的关系。在当前国内原创力严重不足，前沿性、创造性选题匮乏的情况下，较大规模地引进版权，充实了图书品种，开拓了读者和作者的视野，为本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对原创作品产生了有力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对出版社来说，通过这种国际交往也打开了眼界，积累了经验，增强了实力，熟悉了国际出版经营手段和运作规律，有助于他们开发全球出版资源，进一步搞好出版创新。这是从积极方面考虑的。但是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比如中国畅销书排行榜中，榜上有名的多是引进版本。过多地引进版权，过长时间的延续，不利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也不利于我们的出版创新。
应该明确这样的理念，引进版权在过去、当前、今后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引进版权了解国外出版同行是怎样在全球范围内挖掘出版资源、遴选新颖选题、寻觅强势作者，进行全球生产与营销的；学习他们是如何进行出版创新，如何锻造国际品牌出版物的；学习他们创新的体制理念和对国际出版规律的把握。这是最根本的。这里其实有一个“临渊羡鱼”与“退而结网”的关系问题，不仅要羡鱼，而且要捕鱼、钓鱼，更重要的是结网，以保持钓鱼和捕鱼的持续性、稳定性。比如说日本引进国外版权，不是为了引进而引进，而是为了研究知识产权部分怎么创新，通过这样的方式，最后日本由引进大国变成出口大国[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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