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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78－1983）。改革之初，农民对发展农村生产寄予厚望，生产积极性很高，劳动力就业结构单一，流动意识不强，外出务工只是极少数农民的行为，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不明显。这一阶段农民收入超常增长，主要来自于农村的贡献。198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73.78元，比1978年增加157.88元，年均增长18.8％。外出务工得到的工资性收入42.93元，仅占纯收入的15.7％。
第二阶段（1984－1987）是劳动力流动高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是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也是乡镇企业反哺农业的时期，农民发展劳务经济的意识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从萌芽走向成熟，劳务经济对收入增长起到了很大的贡献效应。这一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缓，工资性收入增长强劲，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较大。198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87.01元，比1983年增加113.23元，年均增长9％，工资性收入由42.93元增加到78.41元，年平均增长16.2％，在纯收入中占20.3％，这一阶段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4.4％。
第三阶段（1988－1990）是劳动力流动“低潮”时期。这一阶段国家提出整顿经济秩序和环境的方略，压缩基建规模，控制乡镇企业贷款，使第二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缩小，流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现象较为普遍，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的增长贡献不大。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89年、1990年当年转移的劳动力不足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1990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94.28元，比1987年增长53.6％，而同期工资性收入略有增长，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仅为13.3％，比1987年降低了7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1991－1993）是劳动力流动快速增长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发表，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了高潮，大规模的“民工潮”不断涌向东南沿海地区和城市。这一阶段，非农业就业增长较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规模逐年增加，1993年当年转移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9％，比1990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于外出务工。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67.04元，仅比1990年增长12.2％，同期工资性收入增长70.3％，远超出纯收入增长幅度，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76.9％。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回升到20.1％。
第五阶段（1994－1996）。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再次调动了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从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中得到了更多好处，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性不高，转移规模徘徊不前。1996年当年转移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5.1％，比1993年降低了2.8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农民纯收入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工资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份额明显降低。1996年农民纯收入1415.78元，比1993 年增长了1.1倍。工资性收入仅增长55.2％， 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6％。
第六阶段（1997－2000）是劳动力流动的新阶段。自1997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劳动力外出流动性增强。当年转移的劳动力自1997年明显减少之后，1998年、1999年、2000年逐渐增加，转移速度加快，2000年向外转移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6.7％，比1997年回升了3.7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显著。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1％，比上年回落了27.4个百分点，1998年主要农产品全面丰收，农民收入出现暂时性增长之后，1999年又回落到2 ％，2000年下降了3.7％。分析近几年收入增长趋缓的原因，主要是农业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的错位造成的，在这一阶段非农产业特别是劳务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重要的“蓄水池”作用。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份额迅速增加，2000年达到28.1％，比1996年上升了13.4个百分点。 这一阶段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8.2％，意味着近几年农民收入能有略增的形势，外出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起了关键作用。
纵观劳务经济发展的轨迹，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当农民纯收入增长加快时，家庭外工资性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减弱，相应地家庭内经营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增强。反之，当家庭内经营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减弱，农民纯收入增长减缓时，家庭外工资性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以来，1983年－2000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0.9％，超出其他产业[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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