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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说不清的主义却有无穷的吸引力。与自由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特别好。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它与传统中国有着天然的亲合力。因为它近似于“大同”,因为它强调的是平等,所以往往被理解为弱者的福音。然而,一个问题你大概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与现实实践总是相去甚远。社会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导师们一再强调的是“工人无祖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当中,却往往与民族主义结合得天衣无缝;社会主义主张缩小阶级差别,实现人人平等,但在所有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却无不扩大了差别的鸿沟,制造了更为严重的不平等。无论你是否看到,有一点是清楚的,它在世界各国的实践都延误了那里的现代化进程。所以,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果断地结束长达70多年的悲剧性实践,邓小平也不得不作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新诠释。
在半个世纪前的江津,你已经认识到:要摆脱落后和苦难的命运,捷径是不存在的。如果有更多的国人早一点有如此认识,中国将少走多少弯路,避免多少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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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反复阅读你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这是你最后的文章,1942年5月13日写成,即你饮蚕豆花种毒的第二天。在此之前,你已经写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廊》和《再论世界大势》等。这些文章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你对全球秩序、人类前途和中国未来命运的预测和思考。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你对战后世界大势的预测。你描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认为大战之后世界将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都由一个大国领导,其他国家只有加入一个集团才能立脚。你的预测是:如果英美战胜,德意日就完了,战后将是英与美两大集团的对峙;如果希特勒战胜,英国就完了,战后将是德与美两大集团的对峙。在这种格局之下,一个国家不要梦想什么民族解放,而是要寻找机会发展自己,努力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化,以提高本国在集团中的地位。你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走来,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一次与人类文明健康主流全面接轨的伟大尝试,这种世界主义和全球化的基础使你必然更加看重普世价值,即使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火之中也决不赞同民族主义。你指出:“对于国外的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因为专制的德、意、日三国之携手横行,已冲破了各国民族之最后铁丝网,这已经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存亡问题”14 。如此认识当时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局势,只能出于高度重视自由和民主的现代知识分子。
关于战后世界的大势,有一点你说对了,世界的确由民族化走向集团化,分为两大阵营;有一点你说错了,你低估了斯大林的能量,高估了民众的眼睛。两大集团的领导者并不如你所预测,但结局却与你最坏的设想相去不远,――不过是由斯大林代替了希特勒。
在你的战后大势图表中,结果不论谁战胜,中国都是附属国,不可能再圆世界中心之梦。这一点,也只有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才能如此清醒。同时,你提醒人们,虽然同是作附属国,作谁的附属国却大不相同:做英美这样的民主自由国家的附属国尚可以恢复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作德日这样的法西斯国家的附属国,却要陷为完全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做民主国家的附属国,人们尚能获得部分的自由,而做法西斯国家的附属国,则只能是没有自由的奴隶。因此,你在去世前的最后时刻,仍然写完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谆谆告诫国人:“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斗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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