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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注意的是你观察和评论问题的角度，的确与众不同。无论是评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评论德、意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分析评价大战中的各种问题，你之所以与他人不同，就因为你所依据的仍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虽然处于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你却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样坚决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一切以民主、自由和人权为旨归，决不放弃与人类文明健康主流全面接轨的努力。你认为，在大战之后，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还是发展社会主义，都必须依赖先进国家，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都应该能够认识这种命运，所以，任何闭关锁国的做法，都只能是自绝于世界。因为在你看来，全世界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都已经被打破，大战之后，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也无法阻止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民族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才有自身的发展前途。
中国人直到世纪末才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你却早已对此清清楚楚。
时代常常犯病，当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犯病的时候，人们听不进清醒的声音。看一看你的言论在当时的命运吧！延安不能接受，托派不能接受，连国民党政府也认为有碍中苏邦交而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谁能接受呢？李大钊死了，鲁迅也死了，刘半农死了，他们大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有胡适为你的思想激动不已。15
４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著称，也以反传统为人诟病。考察你晚年的言论，我欣慰地发现，你仍然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在滚滚浊浪之中，站在批判传统的前沿。
在《孔子与中国》中，你认为孔子有两个特点：一是讲科学，二是反民主，中国人恰恰把有价值的东西丢掉了，没有继承创始的科学思想，却继承了他的反民主的思想。你说：“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如果我们不甘永远落后，便不应该乘着法西斯特的一时逆流，大开其倒车，使中国的进步再延迟数十年呀！不幸的很，中国经过了两次民主革命，而进步党人所号召的‘贤人政治‘，‘东方文化‘，袁世凯、徐世昌所倡导的‘特别国情‘，‘固有道德‘，还成为有力的主张；所谓‘贤人政治‘，所谓‘东方文化‘，所谓‘特别国情‘，所谓‘固有道德‘，那一样不是孔子的礼教在作祟呢？那一样不是和人权民主背道而驰呢？”16
为此，你告诫说：“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销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17
在《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中，你说：“如果有人把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的来看待，把国粹离开全世界学术孤独的来看待，在抱残守缺的旗帜之下，闭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甚至拒绝用外国科学方法来做整理本国学问的工具，一切学术失去了比较研究的机会，便不会择精语详，只有抱着国‘粹‘甚至于高喊读经的人，自己于经书的训诂义理毫无所知，这样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关于道德问题，你的回答是：“根本否认道德的人，无论他属那一阶级，那一党派，都必然是一个邪僻无耻的小人；但道德与真理不同，他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他有空间性与时间性，此方所视为道德的，别方则未必然；古时所视为不道德的，现代则未必然。……总之，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身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反之，西洋诸大科学家的行为，不比道貌尊严的神你牧师坏，清代的仆学大师们，比同时汤斌、李光地等一班道学家的心术要善良得多，就以蔡先生而论，他是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对祀孔的，他从严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18 你坚信蔡先生和胡适都会赞同你的意见。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你在晚年仍然雄心勃勃，有着一些远大的计划。在致友人的信中，你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19 编写《小学识字课本》就是这重大课题之一。你完成了，我却至今没有看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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