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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甲午海战暴露的一系列危机，严复等人终于认识到，只是依靠坚船利炮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强国之途需要标本并治，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变革。在对西方社会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严复指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2] 几年之后，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维新派思想家进一步认识到了开发民智、改造国民精神的重要性。流亡中的梁启超把“新民”当作中国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开始了一场引人注目而且意义深远的“新民”运动。
如果我们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参照考察“新民”学说的异质因素，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在寻求走出困境之路时，他们已经触及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现代社会变迁的根本问题。严复在《辟韩》中就曾以“天赋人权”的学说张扬自由思想，鼓吹“民之自由，天之所界也。”他已经看到西方国家的富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联系，感觉到人的自由对于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康有为也曾接触过西方的自由观念，赞美“人人自立，不复待人”的独立人格。[3] 梁启超等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灾难并非因为礼崩乐坏或对传统权威的背叛，而是恰恰由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权威的迷信，在于失掉了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变法运动中的梁启超已经部分地接受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变法失败之后的言论更随处可见自由和权利的概念。他曾接受穆勒的思想影响，思考关于自由的问题，也曾接受卢梭的民主学说，认为民主不仅可以用以改变中国的政治专制，而且可以用于改造国民精神。因为变法失败之后对大多数人麻木不仁和随风倒伏的深切感受，他一步步走向西方思想主流，以至在1900年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源，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 杂稍普撸谷俗灾浔拘裕皇荏橹朴谒恕＝袢辗鞘┐艘虿荒苡瞬 ！痹谡饫铮颐强吹搅肆浩舫宰杂傻母叨戎厥印Ｔ凇缎旅袼怠分校腥先烁竦亩懒ⅰ⑺枷氲淖杂珊推降热ɡ杂谏缁峤降闹匾裕愿鋈巳ɡ泄实谋缁ぃ骸耙徊糠种ɡ现次逯ɡ凰饺酥ɡ枷耄次还抑ɡ枷搿９视纱怂枷耄刈愿鋈耸肌！薄肮裾咭凰饺酥嵋玻ㄕ咭凰饺酥ɡ懦梢病！涿袂空呶街抗涿袢跽呶街豕盵4] 并且深深感叹中国权利思想之薄弱。
这些学说已经与五四启蒙主义者的努力在表面上呈现着某种相似性。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在梁启超那里，“新民”只是手段，强国才是目的。他虽然思考关于人的自由和权利等一系列问题，但这些思考只是关于国家的思考的副产品。他的新民思想是从国家本位出发的，而不是从个体本位出发的。他的“新民”活动的目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因此，在他的全部论述中，被反复强调的是“民”而不是“人”；被高度重视的是“民权”而不是“自由”。而且，他谈民主，是把民主看作强化国家手段，而不是把它看作保护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制度；他谈自由，极力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他“极言新民之为当务之急”，原因是“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国家”。[5]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从来没有从个体立场上关心过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人权平等现代思想命题。由于传统思维的拘牵，他们关心的是国家的利益，批判的是民众对国家的冷漠，希望的是民众对于国家责任的自觉。正因为这样，他虽然看到了破除奴隶性和个人自由对于增强民族活力的重要，却对自由一直抱有警惕。这种警惕往往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国家的自由而抑制个体的自由；二是强调中国的国情不适宜西方的自由与? 裰鳌Ａ浩舫担骸白杂稍普撸盘逯杂桑歉鋈酥杂梢病！蔽酥っ髯约旱穆鄣悖踔涟炎杂煽醋髦泄缫延兄亩鳎⑶易芙岢稣庋墓媛桑骸耙奥贝鋈酥杂墒ぃ盘逯杂赏觯晃拿魇贝盘逯杂汕浚鎏逯杂杉酢！盵6] 为了拒绝西方的自由和民主，他千方百计努力证明的是自由与民主之不适合中国国情：“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与我不适何！……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7]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什么“与我不适”？中国国民为什么“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理由是中国有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它是历史形成的，老百姓习惯于这种专制制度而没有行施民主权利的能力，如果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必将导致秩序混乱、国将不国。考察维新派反对民主共和而主张君主立宪的言论，其理由并不是民主共和制度不好，而是它不适合中国国情。在这一点上，维新派与他们的前后反对派显示着共同的思维逻辑。他们关于改革的思考是在维护既有国情的前提下进行的，而国情的根本就是既有的统治秩序。他们之所以象慈禧太后预备变法的做法一样，主张必须经过开明专制之后，才可以实行民主制度，理由是“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8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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