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只要有勇气正视现实，我们就不难发现，传统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中有一种强大的对抗人性、蔑视人的价值和尊严、消解关于"人"的基本理念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对"人"的基本观念长期、反复地冒犯、亵渎与摧残，使我们在"极左"的狂热中淡化乃至遗忘了"人"。而"人"的遗忘是底线伦理崩溃的真正原因。
    旧体制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不管是对党内、革命队伍内，还是对普通民众--更不用说"阶级敌人"了，都适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原则。党性被某些人曲解为不允许私人感情；精心编造的欺骗性新闻和意识形态话语消解了人们的天然良知，结果，对任何人，只要扣上"反革命"、"××份子"之类的帽子，并往他头上泼些脏水，这些人似乎就不再是人，成了妖魔鬼怪，人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人人可以对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任何可以想象到的残忍和野蛮都可以施加到这些可怜的人们身上 。在"计划体制"时代，每个人都不可能游离于体制之外，你想置身于斗争的漩涡之外也不可能。在这里，霍布斯的"人对人是狼"的名言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儿子批斗老子，丈夫揭发妻子，朋友落井下石，是司空见惯的事。从2、30年代的"王明路线"到6、70年代的"文化革命"，每一次斗争对国民心中残存的人道观念都是一次强烈的冲击。斗争使国人的人性普遍丧失，传统文化中所有的"仁爱"、"忠恕"、"慈悲"等观念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观念所取代。每个人人格深处都或多或少隐藏着某些可怕的东西。
    更可怕的是，权势者及其御用文人还精心编造许多大道理，一次次为残忍和野蛮鼓吹、论证、喝彩，使得每个人都深信他批斗父母、出卖朋友、殴打无辜、屠杀妇孺是为了某种崇高、美好和正义的目的，所以做了再野蛮再无耻的事，人们也不会有负罪感、羞耻感、内疚感；相反，他们还会觉得这是勇敢、上进、积极的行为，是一种荣耀。
    从传统来看，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种世俗文化，人们没有虔诚的信仰和敬畏意识。这种文化性格与极"左"时期鼓吹的机械唯物主义结合，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风气便臻于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大肆宣扬唯物主义，并不是出于对哲学智慧的偏爱，也不是真的要按唯物主义办事 ，而是要培养一种"不怕"的意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从"癞子打伞--无法无天"的性格，到70年代"不怕坐牢，不怕离婚"的"反潮流"口号，再到80年代末"三不怕"精神，意识形态一次次把中国文化中仅存的一点罪感意识摧毁。不怕老百姓骂娘，不怕缺德了死后下地狱，不怕死后人家刨我的坟，不怕留万世骂名……只要控制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干，没有任何顾忌了。试想，一个人到了如此地步还有什么羞耻心和负罪感？
    "极左"时期的话语霸权实行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封闭政策，我们既与传统文化完全断裂，也与世界文化完全断裂。不断地根据权力大腕的需要编制的宣传型话语成了我们民族唯一的"精神食粮"。学界追溯中国文化传统断裂现象时，往往追溯到"五四"时期，似乎"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造成了我们与传统的断裂，事实不然。新文化运动只是知识分子的呼喊，它不足以左右整个国民的行动，也不足以断绝国民吸纳传统的路径（例如当时就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新儒家），而这只有政府行为才能做到；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也不是要拒绝一切传统文化，而是要"全盘西化"或"充分的现代化"。"计划体制"不然，它的实质是必须接受且只能接受我的"文化"，古代的、外国的，一概封杀。长期以来，只有一种声音，一个调子，一种导向。这种思想禁锢从根子上使一个民族的精神萎缩，价值荒漠化。
    强权政治把全部历史和文化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摆弄，把一切价值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颠倒。在它面前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没有任何客观的价值标准。历史是可以任意揉搓的面条，党的重大事情是可以任意戏说的童话。数十年来，上自孔子、老子这样的文化圣贤，下至近现代史上的人物，经常地按照当权者的需要改写、戏说、变脸。数十年风云变幻，谁上台都可以"天使化"自己，"妖魔化"自己的政敌。结果，"魔鬼"变"天使"，"天使"变"魔鬼"，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种任意亵渎圣贤、嘲弄价值、曲解事实、杜撰历史的行为，培养了国民的一种性格：什么善恶、美丑、真假、荣辱、罪与非罪，都是瞎扯淡！既然不在乎任何价值标准，也就不介意任何伦理禁忌和道德底线了。
    "文革"结束后，一些有睿智有民族责任感的思想家深感我们民族因"左"祸导致的人性扭曲和价值失范，试图为民族文化的康复做一些工作，这就有了当时思想界的两个举动：一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二是呼吁反思"文革"，全民忏悔。遗憾的是，这两项工作都未能进行下去。旧势力中一些反人性、无理性甚至无法无天的因素，意志形态中一些翻云覆雨、混淆视听的习惯，国民人格中一些残忍、野蛮的品质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从前消解我们民族底线伦理的因素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借助市场经济打开的缺口，改头换面，愈演愈烈。
    "计划体制"有一套自洽机制，即行政的和道德的约束。改革开放在冲击旧体制束缚的同时，也解除了原有的约束和自洽机制，但它未能建立新的约束机制。于是隐含在旧体制中的那些恶，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有了充分展示的机会。它们摇身一变，在一种混乱的氛围中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丢脸的事、寒伧的事，频频发生；丑行、恶行不断刷新纪录。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治丑闻会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甚至导致政府垮台；但是在我们这里却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那些丑陋至极的人物，只要官场不失意就没事。他们不但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还以道德圣人的姿态教训别人呢！这样的事情多了，人们见怪不怪，羞耻感也就自然没有了。
    "后计划体制"奉行"抓老鼠"的哲学--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抓不到的活该你倒霉。于是大家各显神通，从贪污受贿到设卡收费，从"洗黑钱"到"乱摊派"，从兜售能置人于死地的假货，到贩卖妇女儿童。但是人们的权力和机会是不平等的，于是社会就分成了掠食者和被掠食者。过去在"阶级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国民人性中那些残忍、野蛮的一面，现在改头换面地出现在市场竞争之中。黑工厂主、黑矿主为了赚钱，根本不把工人当人。那些打工仔、矿工，在没有生命保障，更没有人格和尊严的条件下给人当牛做马；那些可怜的农村女孩，被欺骗被拐卖，供那些剥夺了她们基本生存条件的人享乐。在强者眼中，弱者根本不是人，而是"东西"--可以用来挣钱或可供享乐的工具。在这种"半市场"上，人性再一次丧失殆尽。
    发展是硬道理，笔者完全赞成。但为什么发展，发展的目的和标准是什么，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我们却没有清醒的认识。发展本身成了目的，"人"却消失了。发展不是为了人民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而是为了把几个数字（GDP、GNP）扩大，而这种扩大又是为了某些人的政绩。一个"目中无人"的膨胀欲望正在支配着无数急于想取得政绩的人们，"人"却在"发展"的口号下再一次被亵渎。例如有一种盛行的观点：娼妓业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经济学上的荒谬且不说（色情服务不创造价值，只转移价值），问题的关键是：妓女本是人，她们跟任何人一样，有自己的人格、价值、尊严和基本权利。是那些罪恶的人们把她们变成了妓女！对许多女孩子来说，贞操和尊严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如果让她们选择，她们宁愿选择死亡。如果说逼她们卖淫有利于经济发展，那杀人卖人肉也有利于经济发展！一个不把人当人的社会哪会有基本的伦理道德？
    中国社会需要稳定，笔者完全赞成。但如何消解不稳定的因素，怎样达到稳定，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我们也没有清醒的认识。通过封锁消息、禁止说实话、禁止任何批评言论和抗议性行为来实现"稳定"，那只能产生"高压锅效应"。今天，许多丑行、恶行没人过问，而公众的批评却绝对禁止。我们失去了通过舆论褒贬、借助民主和人民力量来扬善惩恶、维系基本价值的可能。结果，那些丑陋的行径、无耻的行径、罪恶的行径，官方惩治不力，民众不敢批评，它便一发势无忌惮，这就出现了民谣所谓"贪官污吏满街走，流氓恶霸显身手"的局面。这种态度和取向不仅掩盖了那些丑陋行径和罪恶行径，而且实际上怂恿了这些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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