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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不是任何事实都可以接受的。人必须享受"人"的礼遇，人至少应该被当作人看待、对待。就个体来说，当人遭遇到作为"人"所不应该接受也无法承受的事件时（如妇女被强暴、人被极端地羞辱和折磨），这对主体来说，是莫大的耻辱，是一种罪孽之事。人为了逃避和拒绝非人的遭遇，宁愿选择死亡。对群体来说，当人们经历了或身边发生了"人"所不应该接受也无法承受的事件（如同类相食、自己的同胞被异族屠杀）时，对这些主体来说，也是莫大的耻辱，是一种罪孽。人无法面对这样的行为，就是因为它越过了人之为人应有的底线。
在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意识中，伦理底线是一条基本的、绝对的道德律令，是人把自己与禽兽区分开来的一条最后分界线，因此，除非社会出现严重的病态和变态，每个人都不可能也不敢越过这一底线。因而伦理底线成了文化和文明中的一种严厉的禁忌。事实上，弗洛伊德就是这么认为的。在他看来，人类的宗教和道德起源于原始的禁忌。通过压抑原始野蛮的兽行和情欲，人类就进到了文明阶段。尽管这条底线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形式中被弄得十分复杂、十分神秘，但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内化这样一种文化意识：人有人生活的基本样态、标准和价值。
三
作为一种禁忌，底线伦理是通过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唤起强烈的耻感和罪感来维系的。人以越过底线伦理为耻辱，为罪孽，因而自觉地不去作违背这一伦理的事。
耻感是人们自觉地求荣免辱的道德情感和价值意识，是因经历和体验到了人性和基本价值被亵渎而在我们人格深处产生的一种自我谴责和自我贬低意识。主体做了逾越底线伦理和基本的文化禁忌的事，就觉得这样的事情和行为可耻、羞耻；遭遇到了逾越底线伦理和基本文化禁忌的、作为"人"所无法接受的事实，就觉得是一种奇耻大辱。
许多伟大文明都通过强烈的耻感意识来维系基本的文化价值，其中犹以中华文明为典型。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耻感文化。我们一向以"礼仪廉耻"为"国之四维"，其中又以"耻"为最。中国传统文化有两种最基本的区分，并因此划出"文明人"的道德底线：人禽之别和华夷之别 。前者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后者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如果你的所作所为表明你与"禽"、与"夷"没什么区别，那就是可耻的。
在中国伟大的先哲们看来，知耻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起码，一个连起码的羞耻都不知道人就不是人了。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朱熹解释道："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 陆九渊也云："夫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为人哉？"
因此，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建构，就是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这样的警戒意识：为人之举而不为兽之举，有知耻之心而不是无耻。只有这样，人们才有自觉的价值意识。在儒家伟大先驱孔子看来，用惩罚的手段，人也许因为害怕而不越轨，但那只是被迫和无奈；只有当人知耻了，才会自觉地不去做那些可耻的事。所谓"有耻且格" 、"行己有耻" 是矣。
人有了知耻之心，无论做人、办事、从政，就不会乱来了。如果人不知羞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社会就不可想象了。顾炎武云："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如果社会一旦失去廉耻，"则祸败乱亡无所不至"。 龚自珍云："士皆知耻，则国家用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康有为亦云："人之所以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则无事不可为矣。"
中华文明能维系几千年，昌盛几千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民族强烈的耻感意识延绵不绝。从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到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项羽；从耻为亡国奴的文天祥，到拒绝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无数铮铮傲骨的人物，都源自中国文化的耻感意识。我们的文化中，表达这种耻感意识的语言比比皆是："难以启齿"、"无地自容"、"令人汗颜"、"不耻于人类"；"报仇雪恨"、"卧薪尝胆"；"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丈夫头可断而志不可屈"……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耻感意识如何支撑着我们的文化价值。
但是，这种意识正在受到普遍嘲解，普遍的腐蚀！
罪感是因经历和体验到了违背基本价值的行为、事件而从我们的人格深处蒙生的一种敬畏意识与忏悔意识。主体的价值意识告诫人们，我们的人性和文化中有一些基本的禁忌和规约，它规定人至少应该作为（如有起码的同情心，把人当人）或不作为（如不能乱伦，不能滥杀无辜）的下限、底线。违背了这一禁忌和规约，就是一种罪过、罪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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