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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钱杭和谢维扬在分析宗族组织复兴的原因时写到：“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框架内，如果不能与地方政权机构建立起起码的信任关系，不能对地方秩序和地方利益作出某种程度的贡献，宗族即使作为一种俱乐部（CLUB）团体，都没有理由和机会生存。” 当然，宗族精英们在改革后的活跃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回归，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种成长，但它毕竟成为一种新的景观。宗族组织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框架内复兴，必然要处理好它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从权力的结构和性质角度分析，宗族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同国家公共权力相平行和对立的私人性质的权力，与公共权力此消彼长。只要公共权力削弱了自己的职能，宗族就会相应地伸展自己的职能，成为横亘在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一个私人性质的权力点。费里得曼认为，在中国东南地区，宗族比在其他地区发达，原因是该地区是一个原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边陲地带”。 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改革后中国东南沿海农村相对于内陆地区，经济发达；但是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的冲击而导致宗族组织的消失。但在内陆乡村，由于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超经济控制，宗族组织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然而从整体上说，政府在改革后从基层农村的撤离，使得农村出现了相应权力真空；村民自治组织由于其起步阶段的非规范化，还不能强有力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从而导致自治权力由体制内精英向宗族精英转移。
2、宗教精英
80年代初期，国家政权力量在乡村的逐渐回收，而与此同时的是国家在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的不断增加，农民负担不断加重，使得国家与乡村关系日趋紧张，再加上地方政府某些干部的腐败与不负责任的具体行为，使得地方政权的政府形象和控制力也有所削弱。地方政府在乡村场域的威信有所下降，而地方教会的相对独立性颇为加强，宗教精英们便有了施展才能的空间。 宗教组织属于民间非正式组织，这是在法律上受到明文保护，在实践中得到民众认可和拥护的组织。在精神生活领域特别是伦理价值观方面出现许多空白领域，宗教就会乘虚而入，农民往往把理想和愿望寄托于宗教，这是他们寻求精神解脱的一种表现。 在文革及破“四旧”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与宗族受到冲击一样，宗教也同样避免不了受打击的命运，但宗教与宗族一样，也是长期拥有其符号资本，在文革中虽一度被打倒，但在改革以后，宗教精英们的名望马上能恢复起来。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宗教精英往往还是其他许多非宗教组织的领袖，比如说负责村中的经济组织，还有一些则与地方政府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比起一般的村民（教友），宗教精英们往往具有相对较强的组织能力、交往能力和文化水平，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实现几种资本的相互转换。他们在村庄中的整合能力，并不完全倚赖于他们在教会中的地位，而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他因素。 宗教精英的中介地位比较复杂。他们既是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中介，又是天主教总堂与农村教友的中介。从后一个角度看，他们实际上又是天主教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中介。按道理，文化传播的角色应该是宗教精英的本来面目。但事实上，宗教精英们一方面管理教会事务，帮助神父传教，另一方面它与国家之间发生着不断的互动。宗教精英们帮助政府有关部门传达有关文件，而且很多精英们与基层政府有着联系。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宗教势力正在逐渐成为一种膨胀了的权力，宗教精英们在一些合适的环境中，在部分地方也存在着破坏组织社会化、干扰乡政村务的问题。 甚至一些乡村基层组织利用宗教开展工作。有的村干部不敢以村干部的身份开展工作，而是借阿訇或其他神职人员的身份出现在群众面前做工作。分析其原因，是村干部，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政治上不敏感，混淆了党的性质、宗旨与宗教教义的本质区别，不懂得党的宗教政策和有关宗教法规，看不到利用宗教开展工作的严重后果。目前，宗教精英已基本形成一个较为统一与有力的群体，对其各自的地方社会进行着有效的支配。国家权力一方面要通过村干部，另一方面也要依靠宗教精英的合作才能较为有效地传达下去。在农村中，村干部的威信明显低于宗教精英们，但不能因此下断论，说国家权力因村干部的削弱而削弱。事实上，宗教精英们向教友灌输守法观念，帮助传达文件，有时还参与基层政权运作，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在帮助国家执行权力。宗教社区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权力结构及人际关系，既有助于形成一个较为独立的道德观念，也加强着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村干部威信下降，与其说代表了国家权力的下降，还不如说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互动方式的转换。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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