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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基督教聚会点：据镇志记载，1895年基督教开始在本地设立聚会点，1935年建成全县最大的教堂。新中国成立初期，因民众与教会的对立情绪尚未消除，加上教堂坐堂教师系地主兼伪乡长，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故基督教徒停止聚会达一年半之久。1952年开始恢复。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革命”期间又被迫停止活动，1978年后聚会点增多、信徒随之增多。据1996年底统计，全镇有基督教堂８所，聚会点４处，均经政府批准登记发证。先锋村的基督教聚会点于1980年代初成立，现有200余教徒，他们每星期都集体做礼拜。尽管较为松散，但有两个负责人。由于其活动的特殊性，仍是一个组织化的群体，并影响着村庄的治理。
二、权力分割：民间组织对村庄治理的参与
１、利益化参与：老人搬运队对村两委权威的挑战
如前所述，老人搬运队是村庄靠卖苦力的低收入阶层。由于村庄的城镇化，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耕地，被动地卷入到市场化浪潮中。然而，他们毕竟缺乏市场意识，尤其他们以失去土地为借口向驻村企业施压，要求在搬运价格上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单方意志。当这种考虑受挫时，他们便诉诸于非理性行为，并要挟村两委以支持，而当村两委并未如他们所愿时，他们甚至撇开村两委，让事态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村两委主要领导因怕出事而辞职，陷村两委于瘫痪的境地。老人搬运队与三泰集团的搬运纠纷便深刻地反映了这一事实。
三泰集团有限公司是征用先锋村的土地建立的。因为先锋村原本就是一个地少人多之村，1996年三泰集团拟征用土地时，村民们并不同意。由于三泰集团再三强调征用土地一定能解决先锋村的一些剩余劳动力，并经上级有关部门协调，三泰集团得以征地建厂，同时与先锋村签订了两份书面协议。一份是，《物质装御协议书》，该《协议》第４条规定“装御收费要坚持合理计算，具体标准由双方商定”第５条“今后随着机械化的发展，不需人力装御时，双方另作协商”。另一份是《商量搬运有关问题》，该协议第１条规定“钢材包括氧化等辅助材料进厂和成品出厂一次性计价，每吨为贰拾伍元整”，第３条第２款“以上约定执行到1996年底，97年再酌情另行商定”。本来上述文件给双方均留下了协商的空间，搬运价格也应当随市场的变化而调整，并且在其他村搬运价格已经下调的背景下，三泰集团亦有权要求调整价格，但是老人搬运队执意不肯妥协，理由是你征了我们的地，我们已经无事可做了，你必须听我们的，这当然并不符合市场逻辑。尽管双方不时发生摩擦，但仍能继续合作。1999年11月份，为了给各企业营造一个更好的生产经营环境，市委、市政府专门下发了一个整顿搬运市场，调整搬运价格的红头文件。有了这一红头文件后，三泰集团更是理直气壮地要求调整搬运价格。当然，老人搬运队仍不妥协，村两委亦没有办法劝服。终于，至2000年，三泰集团以各种理由拒绝先锋搬运队搬运装御，且拖欠１月份搬运费6000多元，经多次协商未能解决。３月14日，老人搬运队去三泰集团搬运时遭到拒绝和辱骂，经镇派出所调解，矛盾得到暂时缓和。但３月28日，三泰集团再次自行装御搬运，被老人搬运队发觉后前去阻拦、评理，并在三泰集团厂房内静坐。三泰集团报警，并于当天下午抓走三位老人。事件发生后，迫于老人搬运队的压力，以村两委身份向市委、市政府写了实情报告，并从杭州请来律师将三泰集团告上法庭，一审判决，先锋败诉。村两委不想再上诉，因为律师也告之，上诉也不可能有胜诉的希望，但老人搬运队仍然不断给村两委施加压力。村两委为了安抚老人搬运队，对在与三泰集团纠纷中被拘留的一位老人搬运队成员发了1000元工资，1500元补贴，此事又在其他村民中造成极不好的影响。有村民戏言：“坐牢也能拿工资”。村两委左右为难，无法控制局面，并且仍然面临着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潜在危险。由于怕担当责任，村支书、村主任相继辞职，村两委组织陷于瘫痪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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