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如果把0～4岁各个分年龄性别比看作是历年出生性别比的大体水平，1982年人口普查的0～4岁各个分年龄性别比高出107的有0岁的107.63，1岁的107.83和2岁的107.35.这表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从1980年0～2岁各个年龄出生队列在1987年和1990年分别为5岁、6岁、7岁和8岁、9岁、10随，其相应的性别比为107.97、107.22、108.78、107.77、107.43.根据此间男性死亡概率略高于女姓死亡概率推断，其性别比理应呈一致性的下降趋势；但事实并非如此，且都高于107.这说明中国进入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1987年0～4岁的各个分年龄性别比分别为109.60、111.56、110.02、109.90和108.72，这表明自1983年起，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在继续升高，其相应出生队列在1990年人口普查时分别为3岁、4岁、5岁、6岁和7岁，性别比分别为109.12、108.47、108.65、108.64和108.69.虽然1987～1990年该队列的分年龄性别比都有所降低，但1989年的1岁和蔼岁两个出生队列的性别比下降3个百分点左右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其对应的个年龄出生队列性别比都在108.5及以上，这进一步说明，1983～1987年比1980～1982年的出生性别比又有了明显的升高。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趋势并没有在1987年止步，1990年人口普查给出的1988～1990年0～2岁的各个分年龄性别比分别为111.75、111.59和110.11，说明出生性别比在1987年之后仍继续攀升。
为此，可以认为3次调查用于性别比资料分析的数据质量是可靠的。这就是说，3次调查资料所得的有关反映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升高及升高所达到的程度，基本上反映了客观的出生性别比，并将之归因为统计不实及女婴瞒报、漏报则另当别论，因为那些零散的报道很难反映或不能反映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总体水平。当然，认定这3次调查资料用来作出生性别比总体水平分析，其数据质量是可靠的，但并不意味着这3次调查资料的数据不存在少量的分性别出生瞒报、漏报、误报问题。确切地说，该数据质量可靠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所谓"相对"指的是其数据质量中的问题，对分析研究出生性别比总体水平变动及其变动幅度的影响是次要的。
至于"距调查时间较近的年份出生性别比较高，距调查时间较远的年代又恢复正常"之说，则纯属在队列分析中，既没有对使用资料进行质量评估，也没有对两次不同时期调查资料的初始年代数据差异进行比较，因此完全是误用资料之果。详细分析请参见马瀛通著《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一书。
重新认识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等相关问题
1983年在分析中国1‰人口生育抽样调查的1981年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时，有的学者（柳春美，李竹）就指出："以往的研究认为，一般情况下，妇女生育年龄越大，产次越高，婴儿的出生性别比反而越低"："随着胎次的升高，出生性别比反而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个总是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
中外学者普遍认定以美国等若干西方国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下降为准则，来判别其他人口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变动是否正常。美国著名学者安斯雷。寇尔（A.Coale）据此在1990年提出："中国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这一特征很难代表真实现象"，进而提出两种可能性的归因：一种是"溺婴的传统做法重新出现，致使高孩女婴遗失比重升高"；另一种是"超生的婴儿中抱养所占比重甚高，抱养他人孩子的妇女在其生育史不申报抱养的孩子"。
有的学者（高凌1993）认为，出生性别比随孩次的升高而升高的现象并不是它的自然属性。在分析中国近期总人口出生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时，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由出生的第一、二孩比例上升、多孩比例下降所引发。不少学者还认为，中国近期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是随孩次与母亲生育年龄增高而上升，据此推断中国近期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是第二孩及其以上的出生性别比上升与母亲生育年龄推迟所致。
中国近期的第一孩出生性别比属正常范围，对此国内外学者都没有异议。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导致了中国总体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而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的原因，美国学者艾尔德（Aird 1990）却认为，"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的溺杀女婴的结果"。与之观点近似的美国学者班久蒂（Banister 1992）认为，中国的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中报的存活男婴与女婴精神基本相同。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是女婴死亡率不断升高。澳大利亚学者赫尔（Hull 1990）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可能性解释有三种：其一是溺杀女婴；其二是产前鉴定；其三是漏报女婴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