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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转变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始终处在传统阶段或者说人口转变的萌芽阶段。
而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增长转入转变阶段，使得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差距拉大，人口增长急剧加快，形成了现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形成现代中国的人口爆炸。1950-1995年间，中国人口实际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3‰，是历史上和平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以7‰计）的2.5倍。考虑到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这样，就不妨以1970年为分界计算进入现代以后两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率：1950－197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20.48‰，1971－1995年为14.75‰，前者比后者高出近6个千分点。如果1971－1995年继续保持1950－1970年的高增长率，那么1995年的总人口将是13.85亿，而不是12亿，多出近2亿人。②任何一个经历过人口转变过程的国家必然有一个人口增长加速的过程，所以现代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有其客观必然性。不批马寅初，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历史命运，只不过人口转变可能会提前完成，人口转变增长量会相对减少而已。
这样，如果中国人口转变从建国初期算起，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幅简图来总结一下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
其一，在1950－1973年，无论哪种估计，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死亡率从18‰下降到7‰，而出生率则从32‰下降到28‰。这是死亡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又是人口转变的开始阶段。由于当时死亡率的下降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制度型转变”。
其二，在1973—1980年，则恰恰相反，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要显著大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出生率从28‰下降到18‰，死亡率则从7‰下降到6‰。这一阶段是人口转变的加速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由于其时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与我国大力推行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政策型转变”。
其三，1980年以后是人口转变的趋缓阶段，也是趋向完成阶段。其时粗死亡率的变动相对稳定，差不多在6.5‰的水平上波动，粗出生率则比较缓慢地这些波动中有所下降，粗出生率从18‰降到16‰。其间，改革开放为人口控制创造了日趋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的生育控制也在不断地完成自身的变革。越是到后期，越是清晰地展现出综合型“发展”的伟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发展型转变”。
除了上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特点还表现在：门）死亡率率先下降，这同于50年代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rank W.Notestein）所概括的经验模式。
（2）粗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外力作用的产物，没有人口政策的作用，中国人口的粗出生率大概不会下降得这么早、这么快。
（3）中国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将比较长，也可能是三个阶段中最长的。在完成阶段，人口转变的推动力将更多地有赖于现代化的力量。推促生育率及出生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大大递减，所以期望生育率。出生率有进一步下降就要在一个较大的历史跨度内寄希望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其中生育文化的现代化可能会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4）1950年至今中国人口一直处于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相当显著，80年代以后政策效应趋向弱化，虽然在具体工作中离不开社会制约机制，但实际上社会制约机制的功效已发挥到极致。特别是到了9O年代，社会进步大背景下的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开始日趋重要。
（5）在三个阶段的划分中，第一阶段的死亡率率先下降可以视为制度变革的产物，建国之初国泰民安，医疗卫生条件大有改善，死亡率明显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到50年代后期，出生率也有了缓慢然而自觉的下降趋势。第二阶段的出生率下降属于典型的“政策型”，是通过政策的力量压下来的，但政策的功效毕竟不是万能的，生育率的下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社会文化边界。进人80年代以后，“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由于缩小和限定了生育决策的空间，结果导致了大量的文化边界上的生育冲突。这样，到了第三阶段，就可以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归类为“发展型”。换句话讲，没有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发展并触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育态度，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将是难以预期的。
（6）中国人口转变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7O年代以来引入了强有力的人口政策因素，从而干预了自然的人口转变过程，使之速成。但为此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升高、偏高问题，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问题，独生子女素质发展的失衡问题，统计数据的失真问题，干群关系的紧张问题，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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