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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与西方话语--对这一论题下三部思想史著作的简要评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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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个预设都是刘禾所反对的[7]。首先，她不同意翻译的透明性（transparency）。"她的批评是：语言之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地交流也是不可能的。"[8]这样一来，所谓的误译问题就是一个不恰当的说法，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伪问题。语言的翻译活动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换言之，并不是一个技术性的活动，而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当一个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9]在这个意义上，"误译"就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样，研究的重点就发生了转移，不是去追究为什么会发生"误译"，而是去追究发生了怎样的"误译"，导致这种"误译"的结构性机制是什么。第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上一个问题的延伸，刘禾不同意有客观给定的概念的意义。她强调语词的意义都是在互动中形成的。按照刘禾的思路，如果研究像严复对弥尔自由观的认识这样的问题，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严复的自由观这样一个偏于静态描述的概念是不恰当的，而只能说严复对弥尔自由观的认识是在与一系列思想资源的互动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比如传统儒家"恕，絜矩"的观念，墨家"兼爱"、杨朱"为我"、庄子"在宥"的思想，以及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等等。所以，研究严复所表述的自由概念的兴起、代谢，在不同思想资源的互动过程中，并在译者与读者的共同理解中如何逐渐确定自身的意义，以及译体语言（汉语）如何在这些话语实践中获得权利关系实践场所的意义，等等这些问题在刘禾的理论旨趣下应该是更有意义的。由此，刘禾认为她自己提出了一个思想史写作的新框架。
刘禾所提倡的"互译性"理论所产生的理论背景和时代背景，正如李陀指出的，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势不可挡。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普遍遭到置疑，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关心能否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之间寻找理论课题。[10]当然，语言哲学作为更深层的理论背景对于刘禾问题意识的催生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总之，在上述种种背景之下，语言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引起了理论家们的格外关注。刘禾作为比较文学方面的专家，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有着异乎常人的体悟。她意识到语言的不可互译性，于是自然衍生出这样的问题：翻译如何可能？换言之，各种语言之间的互译性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当然她尤其关心的是汉语与英语之间的互译性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这显然是思想史上的大问题，而且在此前一贯为研究者所忽视。在这个意义上，刘禾确实为思想史写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但是，这一研究进路能否为重写思想史构筑框架尚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姑且不论刘禾本人在这一努力方向上所取得的进展尚不足以给予我们重写思想史的信心，单就其理论主张而言，我认为至少存在两个局限：第一，刘禾所倡导的思想史研究，其基本出发点是"关注以一个词对应另一个词，以一个概念对应另一个概念，其对应中的虚拟对等是如何设定的--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出于何种话语实践的目的？此种话语实践又与当时当地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11]也就是说，刘禾的研究是以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为切入点和关注重心，而这种视野本身就设定了它的局限。举例来说，如果要研究某一种西方理论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传播与影响，仅仅关注这一理论的某个或几个核心概念，很容易犯化约论的错误。换言之，刘禾的主张有一种把思想史问题化约为语词意义的历史建构问题的倾向。第二，刘禾过分强调了语言之间的不可互译性。如果语言之间存在绝对不可互译性，那么思想史的写作就是不可能的了。另外，刘禾还忽略了这种不可互译性的程度可以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和译体语言自身的演变而逐渐消减。
无论如何，刘禾所提示我们的新的研究取向是有意义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她提醒我们："这种互译性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遭遇和冲撞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对西方文化的诠释或翻译以及反过来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识又产生了怎样的认识论上的重大后果？"[12]这后一个问题尤其重要。通常我们总是关注传统文化如何影响我们对西方观念的认知与取舍，而忽略了这种文化交换活动对于我们重新认知传统又有怎样的提示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史华兹的著作再一次彰显了它的理论深度。实际上，史华兹研究严复还有一层很深的用意就是借助严复这样一个外来文化观察者的敏锐眼光来反思西方传统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史华兹的严复研究虽然在一些具体的结论上已经站不住脚，但仍不失其名著的思想启迪作用。
注释：
[1] 墨子刻指出，在七十年代以前，这个论题为学术界所忽略，当时基本认为，思想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与传统有连续性。但七十年代以后，关于儒家传统对清末开明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开始被学者们重视，如吕实强教授和王尔敏教授，以及李泽厚都注意到这种连续性。参见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页iv，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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