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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知识分子的源头在"五四"。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反传统运动，"五四"既是以现代文化反抗传统文化，也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反抗传统士大夫精神、人格。那时动荡的社会局面为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言说空间，无论如何，对知识分子来说，言说空间是最基本的存在条件，没有这样的空间就发不出声音来。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大减少了文人向传统技术官僚转化的机会，造就了一大批关心社会并且有相当的言说能力的新型知识分子。文人不再以做官为唯一一途，而可以从事教学、研究、编辑、出版等职业。这使他们得以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发言。而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现，则为他们的发言提供了物质条件，并凝聚他们的力量，扩大他们的声音，使他们的批评能够影响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任何一种思想繁荣的局面都离不开言说空间、言说能力与言说载体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在专制社会里，专制权力对言论、思想自由的锢制主要就是对思想空间的强加限制与对言说载体--宣传媒介的控制与禁锢。"五四"时期恰恰具备了这三个有利的条件。"五四"知识分子的突出特征是，他们不再以体制中的"士"的身份，而是以独立自由的个体的身份，推翻盘踞在"士"头上的权威、圣人而去发言。与传统的士大夫最大的不同在于，五四知识分子的人格是独立的，他们的声音代表的是他们个人，他们的发言面对的是社会、公众。而士大夫的声音是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名义下在"圣人"的言说范围内发出，他们代表的是"道统"，他们的预想听者与其说是民众，不如说是皇帝。历史过去了八十多年，今天当我们把眼光投向历史，"五四"的启蒙思想依旧有极大的魅力，"五四"启蒙思想家的人格、精神，更是令人心驰神往。我们所做的工作，只能是"五四"时期的继续：反思、批判、启蒙。而我们所拥有的现代意义知识分子精神的本土资源，基本集中在"五四"时期，当前知识分子正是站在"五四"形成的文化土壤上发言的，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的形成，也必然以"五四"为源头。
三、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定位
这是一个"方生方死"的大时代。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正在形成一种即将长久地影响我们的后代的体系，它包括了文化、制度、生活方式等等，而根本在于文化。不管是"中体西用"论，还是"西体中用"论，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胡适的"充分世界化"，还是新儒家的文化本位论，都预示着文化的根本变革或转型，也预示着一种更新的文化的来临。在新的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无疑起着关键的作用。徐复观先生说："知识分子的性格，首先是关系于它所承载的文化的性格。"⑹同时，文化呈现出来的性格，也和知识分子的表现密切相关。因此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便显得特别重要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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