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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似乎依然不能断言在近代，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已经科技知识与科技知识分子所取代。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需要兼顾中学与西学、道德伦理与科学技术，故而出现了一些新的混合型的精英，亦即合政治精英（官僚）、知识精英（学者）、企业精英于一身的社会阶层，如曾国藩、李鸿章、弈 、文祥、张之洞等，这与中国传统的官僚、地主、士人三位一体的精英模式是有所不同的。他们作为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的领袖，领导了中国早期的现代化。他们一般是“中体西用”拥护者，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机械工业，用以“自强”；但同时维护中国的伦理道德，用以“立国”。李鸿章在60年代的时候就认为，只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即可强国，到70年代则认识到还要学习机械（但是即使这种对于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外交的相当有限的重视，也常常受到保守派的抵制，并且连提倡者也自觉地把它限制在相当可怜的范围之内）。这样，我们似乎不能把这些精英简单地归入科技知识分子或技术官僚；其次，虽然商业、商人以及企业家的地位在近代有所提高，出现了精英结构的变迁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19世纪的后30年，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即“绅商”。 “一批开拓之士由此弃仕从商，‘士’、‘商’的界限已不那么分明了。”（5）这也就是所谓“士”与“商”之间距离的缩短或角色的混合。但是，这些所谓“绅/士商”顾名思义是从原来的人文知识精英兼政治精英（绅士阶层）转化为经济或商业精英。如孙家鼐是咸丰甲午科状元、陆润庠是同治甲子科状元，张謇为光绪甲午科状元。（6）据研究，“在早期近代民族资本企业中，由封建绅士分化出来的资本家居于重要地位。”各省商务局大多由这些原先的“状元”、“进士”、现在的商业或企业精英担任。（1）这与今天的商业/企业精英绝大多数从科技精英（理工科大学生研究生及研究人员）转化而来，或由科技精英兼任恰成鲜明的对比。
第三，新式学堂虽然出现，但新旧思想的斗争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中依然十分激烈。改革并不顺利。1866年，文祥等保守官员奏请在同文馆中设立天文算学馆，便遭到倭仁、张盛藻等保守派的极力反对：“若令正途甲科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籍正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而安望其有事功哉”，“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2）由于强大的反对势力存在，增加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的建议（所谓“特设一科”）迟迟不能实现。这表明，自然科学知识在教育中的合法化是经过了艰苦斗争的。而且科技精英在同向官场的道路也并不顺利。直至1888年，总理衙门对各省以及同文馆的学生共32人特试以算学题目，才取中举人一名，而且仍然要反复强调“中体西用，中学为本”。比如1904年，张之洞等在负责修订学堂章程时还反复声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论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3）
总的看，洋务与维新时期中国的知识精英结构产生了重大变化，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也产生受到严重挑战；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认为科技知识分子已经入主中心。何况，这个转型的领袖与倡导者仍然是旧式的士大夫，而实际成为著名商人或企业家的也是一些原先转化而来的人文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依然是社会政治权力的中心，洋务与维新运动中的核心人物都是文人士大夫出身的官僚。同时，这时的各种新知识的传播与新的组织（如学会），也多以政治文化类的数量为多、影响为大。（4）
三、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
（现代）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否定了洋务派限于物质器用与技术层面学习西方的强国方案，以及维新派偏重体制的社会改造设想，倡言通过思想文化革命彻底地、不妥协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道德。于是，文化救国、意识形态救国成为一代激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这种对于思想文化革命之作用、功能的近乎神话式的过高估计本身，恰好是建立在对人文知识的社会功能的夸大之上。也就是说，虽然五四精英在对待传统文化价值的具体评价上与“中体西用”论者（如张之洞辈）迥然不同，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思维定势却是一样的：人文知识比科技知识更关乎国家、民族的兴亡，因而在知识的体系中居于更高的地位。这也就是所谓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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