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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现象透视
发布时间： 2003-12-22 作者：黄平
在《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一文中， 笔者主张对知识分子现象作多维的把握，而不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某一种类型的社会成员。换句话说，当把知识分子限定为社会中的那些通过频繁地使用符号系统 去创造关于人及其环境的思想，或表述对于人及其环境的理解，并以此为基本的生活内容的人的时候，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是满足于仅仅得到一个一般性的知识分子的概念，而企图对知识分子现象作更详尽的社会学探索，就需要进而将知识分子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通过对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及其演变的考察，去认识他们各自的社会特性与历史作用。基于此，我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体制知识分子，即每一社会体制自身所必然包含的那些作为该体制有机成员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该社会体制之运行及其统治集团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起着不可替代的整合作用；非体制知识分子，即传统意义上被视?quot;真正知识分子"的文人、学者、艺术家、哲学家等等，他们生活在市民社会或类似的环境中，同现存的社会体制没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而且，由于他们的职业范围、生活内容及个性特征，常常被认作"社会历史遗产的象征"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反体制知识分子，及那些由于特殊的社会与人文环境而聚集起来的对现存体制持批判乃至否定态度的知识分子，他们致力于改变现存秩序，并常常因此成为社会革命或变迁的倡导者、组织者。
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现象作一种新的透视。这将涉及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背景、产生与演变过程、 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之不同地位与作用，他们在1949至1976年期间所遭遇之理论与制度性根源，以及他们的未来走势。
一、内忧外患与士大夫的失落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现象，是伴随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产生的。历史上，中国也曾有过辉煌的古典时期，那就是至今仍被我们赞叹、羡慕不已的百家争鸣时代。那时的思想大师所奠定、阐明的诸种宏论，成为以后几千年中国社会理论的经典。而在当时，这些思想不仅没有被视为"圣人言"，而且每每以平和的日常谈话的形式出现。这当中最典型的自然要数《论语》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董仲舒以后才逐渐形成气候的。而且，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并非总是由儒学一统人们的思想。百家中的法、道，以及后来外来的佛家理论，或者它们的变形、结合，也曾作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 而无论何种理论取得了意识形态的支配权，百家争鸣时代那种风气就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尽管也有过唐松机器前后的诗、词、曲、赋等灿烂的文化宝藏。
追朔中国今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历史根源，除了分析不同学派和思想体系的内容、形式、演变过程及其对后人的熏陶、影响外, 还必需考虑有关的制度或制度化的理论及其实践结果。
在中国历史上所实施的诸多制度中，隋唐以来日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科举制，无疑对文人书生是至关重要的。在大约一千五百年中，科举制的作用一直是双重的：一方面至少在形式上为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提供了一种相对公平的社会政治参与机会，另一方面，将旧时的书生文人的前途一次性地限定在仕途上；一方面使读书人滋生出一种我们今天称之?quot;社会责任感"的东西，另方面也使他们养成了对官场的倚赖和迷恋。这一制度的实施结果，使得读书人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学者，他们通过科举而加官晋爵，或企图通过考试而成为士大夫。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学问有时不外是必需的敲门砖罢了。科举制将中国的文人同现行体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撇开其远离社会、十年寒窗不论，单从制度上说，这些文人竟然只有一条路可走，且读书（作学问）本身也变成了踏入仕途的手段。这尤其对于那些真想通过读书而"求知"者来说有多么的尴尬和艰难，是可想而可知的。但另一方面，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观念，慢慢内化到文人、学者的心中，也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上。读书人逐渐形成这样的信念，一旦熟读圣贤便能使国泰民安，而且也只有自己或自己这类人才配做到这一点。[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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