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广州市“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分化
发布时间： 2003-1-24 作者：蔡禾 李文波
摘要： 改革开放前,“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是广州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引起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行政一体化结构”产生分化,提高了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促进了社群组织的独立性、多元性和会社性的发展,私人空间得到了发展和拓宽。
社会结构,概括而言,就是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网络,它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发生着变化。在一个现实的社会系统中,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运行的,任何单一部分的变动都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并且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制约。社会结构的变革最终成为社会变迁和发展的根本标志。
我国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在改革开放这一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因而结构变迁和体制转轨同步进行,交织在一起,客观上加大了社会变迁的复杂程度。同时,“人口多、地域广、发展不平衡”这一中国的基本国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内各省、市、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在时间、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扩大了结构变迁的城乡差异。此乃当前中国社会变革的总体特征。
广州是我国最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研究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作为广东省省会,自1978年以来,在中央政府改革开放总体方针的指导下,广州市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历史文化传统,抓住机遇,积极把握和利用政策倾斜的优势,从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先行一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的社会结构体系日益分化,社会运行机制出现转轨,社会利益得到重新调整,社会观念发生急剧转变,整个社会形成了相应的新的规范整合体系,奠定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网络。
本文拟从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分化这一角度入手,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分配能力获得提高、社群组织和私人空间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对广州市社会结构的变迁状况进行一定的社会学分析,以期更深入地研究结构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一、 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及其分化
改革开放前广州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行政一体化结构。所谓“行政一体化结构”,就是政府行政对社会生活具有超强的控制力量,社会生活高度行政化,缺乏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在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里,政府、组织和个人之间没有分离,个人依附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又依附于国家政府,特别是政党之下;国家垄断着社会资源,并以行政手段进行资源的配置,即将资源单位化,形成资源的单位所有制,由此而将个人牢牢地束缚在国家-单位这一行政大一体化结构中,形成了所谓“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的体制模式。在这种旧体制下,整个社会无论内外都处于封闭的体系里,只存在自上而下的命令运行,缺乏反馈系统,更缺少横向沟通和协调,权、责、利模糊混淆,效率低下。
在政府对社会资源绝对垄断的前提下,个人对单位组织、单位对国家政府的关系表现出了强烈的行政性依赖。所谓行政依赖就是以主动-被动的关系代替互动关系,以行政主体代替多个互动主体,其最大特点是非契约性,这种依赖并非交换双方因占有资源的不平衡而形成的暂时均衡状态,而是行政关系所预先规定的状态,带有很强的先赋性和不可变更性,在行为上则突出了行政化冲动。
由于个人依赖单位的实质是两者共同依赖于国家,因此,无论单位还是个人,其独立性都相当低。就单位组织而言,由于国家垄断资源,单位依附国家,失去了组织的独立性,任何单位都有一定的行政血缘关系,隶属中央,或隶属地方,条块分割使单位组织严格受到国家的控制和管理,没有独立的组织目标,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决策程度大多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组织的利益配置获取均受到相应部门的掌握,组织的功能活动受到国家计划的严格控制,各级单位作为一个微观组织的效率须服从于国家宏观目标的追求。从个人来看,个人完全依附于单位组织,甚至人身所有权也属于单位,其工资福利、工作条件、生老病死、职业调整全由单位组织统一安排,个人的义务只是服从,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性和独立利益要求,完全丧失了独立的私人生活空间[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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