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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情欲的头号敌人
如何描述殖民地上海的基本面貌，这个论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一部模仿本雅明隐喻式批评的《上海摩登》一书中，美国汉学家李欧梵按月份牌、张爱玲和施蛰存、刘呐鸥以及戴望舒的感受重新题写了上海。他的寓言化叙述流露出对殖民地情欲的无限感伤的悼念：作为当时全球最现代化的都市之一，电影院、舞厅、大百货公司和咖啡馆，那些充满性感和官能性的"摩登"事物，正在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怀旧基点。1而耐人寻味的是，除张爱玲出生太晚以外而未能与鲁迅相遇，这些被怀念的殖民地精英，几乎都成了鲁迅的宿敌。
在鲁迅谢世之后，小女人张爱玲从租界的法国梧桐下现身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作家，具有殖民地都市女人的全部特点：自私、贪婪、爱美和爱自己都到了骨头深处，风骚的话语在石库门社区的弄堂里低低回荡，混合著巴黎香水和城隍庙脂粉的双重气息。尽管张的文学才华遭到了某些汉学家的肆意夸大，但她无疑就是殖民地情欲的一个微妙象征：有节制的放荡、对现代化时尚的狂热追捧、以及包藏在优雅旗袍下的那种永无止境的肉欲，这些都可以被用来充份言说"后殖民时代"汉学家的怀旧话语。由于鲁迅的死亡，张得以在九十年代优雅地复活，并且成为后资讯时代的一个新的殖民地寓言。而她的情欲甚至滋养了上海的一干现代"美女"作家（卫慧和棉棉之类），令新世纪上海文学重新涣发出肉感的后殖民气息。２
对于这种迷人的殖民地情欲，中年鲁迅表现出了罕见的冷漠。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除了时而去豪华戏院观赏好莱坞和上海自产的言情电影，鲁迅拒绝发表任何公开赞美的言辞。"伤逝"时代的小布尔乔亚精神，并未在殖民地获得新生，相反，它遭到了严厉的冻结。
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美满，但仔细探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作为刘的同学，许广平扮演了一个刘的代用品的脚色，她在鲁迅最伤痛的时刻出现，竭尽劝慰之能事，这多少补偿了鲁迅对于旧爱的无限迷恋，而刘则因此获得了一个恋父情结式的升华。
许是性格极其强悍的女人，在鲁迅死后和上海沦陷时期，曾被日本宪兵逮捕并施以严酷鞭打和电刑，甚至被全身剥光进行羞辱，企图从中得悉抗日者的名单。据她自己描述，她始终守口如瓶，俨如东方的圣女贞德（如此一种壮烈的英雄事迹，居然没有受到当局的褒扬，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3。但许显然是个不谙风情的女人，尽管有些文士的小幽默，她和鲁迅的书信还是乏味得象一堆八股文章，而整天抱着儿子周海婴的公共形象，暴露了知识型女子在进行道德献身方面所付出的昂贵代价。
鲁迅在此期间的唯一情感线索，涉及了东北女子萧红。奇怪的是，当鲁迅对绝大多数陌生人都拒之门外时，萧军萧红几乎是唯一受到接纳的，鲁迅的这一"例外"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鲁迅最初对两萧的态度极为冷淡，直到收到萧红的"抗议书"才发生戏剧性突变，他的回信充满了罕见的、《两地书》所没有的挑逗性暗示，从此他对萧氏"青眼有加"，百般关照，直到死前数月，还向红色汉学家斯诺竭力推荐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云云，毫不掩饰对她的一片怜惜和钟爱。甚至萧军也因爱屋及乌而受到大师的另眼相待。在对尘世极度绝望的时刻，鲁迅依然保持了对于一个年轻女子的内在的柔情，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思量的精神奇迹。４
但鲁迅那时已经丧失了培育这种内在温情的动力。这场耐人寻味的暗恋，并未把文学大师推向殖民地情欲的中心，或者说，推向爱欲和爱语这边，恰恰相反，直到他匆忙谢世为止，鲁迅都继续沉浸于他的"仇恨话语"和"暴力话语"的建构之中。某些迹象表明，在儿子出世以后，鲁迅陷入严重的阳萎。日本医生的药物没有多少值得鼓舞的疗效。这是他最终丧失叙事和抒情能力而完全投靠文字暴力的另一原因。仇恨的话语句鞭子飞舞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恶遭到清洗之后，他才能感到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
◎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
鲁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原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这一"遗言"全部以否定句式写就，与其说是向家人作告别演说，不如说是他的最高宣言。鲁迅利用这个言说时机进行了最后的审判--判处这个肮脏的殖民地乌托邦和自己一起死亡。由于这份"遗言"的出现，一种我称之为"仇恨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诞生了，并对中国的二十世纪政治运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鲁迅的"遗言"简洁得犹如墓志铭，仿佛是针对家族的最高指示，展示了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以下简称"鲁七条"）[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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