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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毕生似乎与争议结下不解之缘。即使在身后，他仍然一再作为争论的主题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史家们大约都会同意，这些争议有颇大的一部分关系着中国文化的走向。最近一次持续时间很长的挑战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的林毓生教授。其代表作《中国意识的危机》（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ou-rth Era，Madison ：University of isconsin Press，1979)对胡适作了系统的否定性的批评。这本书的中译本1986年12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1月便出版了增订再版本。仅后者印数便高达2万册。它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应该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罕见的指责
简单地说，林毓生教授认为20世纪出现了“中国意识的危机”，“我们的‘人文’实在是处于极严重的危机之中”。这个危机的实质是“权威的危机”。原因是“五四运动主要的一面是反传统的思潮，经过这个思潮的洗礼之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已经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根据韦伯和希尔斯的理论，“‘卡里斯玛’是象征的秩序中心，是信仰和价值的中心，它统治着社会”。“中国社会的‘卡里斯玛’的核心所在的崩溃必然导致文化失范（anomic)和道德混乱与失意。”（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363、366、40、4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形成这样的局面的原因又在于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等人的思想模式是错误的。首先，“在胡适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盘西化主张为基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其次，在方法论上“胡适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他终生强调的思想力量和思想第一的观点”在林氏看来这种方法和观点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继承了“经典儒家以后的强调思想力量和思想领先的思想模式”。（同上，140、141、76页。)
林先生认为，胡适等人上述错误的后果非同小可。其荦荦大端有：
1妨碍了自由、理性、法制与民主的确立。（该书《增订再版前言》)甚至隐约地说：“这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意识持续危机的原因……”（同上，293页。)
2“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与五四运动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同上，292页。)
3胡适等人提倡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同上，288页。)因此，只有摒弃胡适等人的错误，实行林先生的主张才能“创造性地解决中国意识的危机”（同上，294页。)，“创造性地转变中国传统”（同上，299页……)
坦率地说，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除了政客们的谩骂以外，出自学人的如此尖锐和系统的批评并不多见。林先生为此写了不下30万言，意在解析过去指导未来。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这些见解，却不能不承认林先生提出了一些非弄清不可的问题，其性质已远远超过对胡适个人的臧否，而直接涉及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
“全盘西化”再咀嚼
20世纪的中国确实灾难频频，动荡不安；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一再出现众说纷纭，剧烈冲撞的景象，统治者对此束手无策，相继用武化手段去解决文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意识危机也未尝不可，尽管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可能大不相同。真是胡适等人言论不当导致这样的局面吗？
看来还得从所谓“全盘西化”谈起。对这个耳熟能详的老问题还谈点什么呢？胡适逝世前后，台北学术界围绕胡适与中西文化这一中心着实热闹了一阵子。我们没有必要重复当时说过的许多话。
首先应该弄清楚，在“西化”的名义下，胡适究竟提倡了什么？
评论一个思想家的观点在片言只语上纠缠没有多少意思，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他的基本主张。不必讳言，胡适确实说过主张全盘西化的话。1929年，他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不过，不久后他就申明：“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西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胡适与中西文化》，140页，台湾牧童出版社，1977年。)如果不想过分咬文嚼字，他的“西化”、“世界化”的同异也可略而不计，直截了当看看他的“西化”或“世界化”的内容。胡适先后提倡过“实验主义”、“易卜生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不朽论”、“进化论”等等，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思想的中国版。与梁启超的“善变”相反，胡适对一些基本主张毕生信守不渝。概括起来“西化”思想有这么几个要点[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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