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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一个民族两种文化的论断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民间文化和统治阶级文化的不同，但在同一文化传统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在根本上却是相同的。胡风以自己的文学生命为代价所捍卫的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方向，但在强大的浪潮面前，却终归失败。
三
走向民间的另一个结果是放弃启蒙，迎合大众，导致知识分子价值和主体地位的失落，导致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失落。五四新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历史贡献之一就是启蒙主义文学方向的确立。先驱们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以人的解放为目标，致力于国民性的揭露与批判。他们揭露社会黑暗，关心大众疾苦，但决不在思想意识上迁就大众，决不因为同情而无视大众的弱点，决不为获得大众的拥护而赞美大众的脓疮。当新文学一步步走向民间的时候，这种启蒙精神不能不首先面临威胁而且一步步被消解。
“革命文学”兴起之际，倡导者们就高呼要“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龉龊的工农大众”（11）。
这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先声。在大众化的讨论中，倡导者高声呼唤文艺“向着大众飞跃”。
他们认为革命的先锋队不应该离开群众的队伍，而自己单独去成就什么“英雄的高尚的事业”。“什么只应该提高群众的程度来欣赏艺术，而不应当降低艺术的程度去迁就群众，——这一类话是'大文学家'的妄自尊大！”（12）在讨论中，也并不是没有清醒者，包括普罗文学队伍内部也有比较清醒的人们。可是，这些比较清醒的人们往往一发表意见就受到激烈的批评。郑伯奇曾经提出文艺大众化的第一重困难在于大众自己，因为他们还缺乏接受文艺作品的基本条件。这一见解刚刚提出，瞿秋白就严厉地指责作者和他代表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并且指出“这篇文章充分的表现着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态度，蔑视群众的态度。这种病根必须完全铲除”（13）。
本来肩负着启蒙之历史使命的知识分子，从这时开始，已经不能够理直气壮地“站在大众头上教训大众”。他们开始被引导去向大众学习，去迁就和迎合大众的思想感情和审美心理。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不过十年时间，觉醒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放弃自己的话语权，放弃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向工农大众认同。它意味着五四新文学启蒙精神的丧失，意味着新文化运动开始发生逆转。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深刻的悲剧。我不愿指责这些年轻作家的浅薄。无论怎么说，他们密切关注政治革命并且投身于这种革命，要求自己的一切都服从于这种革命，这一切都无可指责。
由于革命的热望，他们不再满足于暴露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不再满足于功效缓慢的启蒙运动，急切地渴望新势力的壮大和发展，因而急于燃起希望之光和革命之火，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新的力量在哪里？他们认为“一切被压迫群众不但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是创造新社会的主人”（14）。的确，在中国，如果要寻找革命的力量，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所以，当他们寻找革命力量时，便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工农崇拜。而这种崇拜又使他们隐入了一种貌似激进实则倒退、貌似革命实则与文化守旧势力合流的境地。
他们的迫切之情和对大众的希望和崇拜使他们不愿承认大众存在的落后性，结果却使他们自己最后也落入了自己挖下的陷井。
此后的岁月里，文艺全面民间化，工农崇拜走向了新的顶峰。与工农崇拜结伴而行的，是作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改造的核心就是克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说到底也就是克服五四新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留下的痕迹。而改造的目标，就是向工农大众认同，求得与工农大众在思想感情上的一致。用《讲话》的语言说，就是“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民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用我们直到今天仍然流行的解释，就是“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15）。因此，文艺的大众化不仅意味着文艺工作者自身价值的丧失，而且意味着工农本位的价值取向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意味着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教育关系的倒错。五四高潮过后二十年，由对大众启蒙到向大众认同，这个逆转终于完成。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同样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人们对工农是那样热情地歌颂，对知识分子却总是那样无情地贬斥？对工农是那样崇拜，对知识分子则视作异类！
对工农是那样信任，而对知识分子却总是不放心。当知识分子努力改造自己与工农大众一道前进的时候，为什么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自己也要那样怀疑自己：“出身、教养、知识人的纤巧……不都可能成为她的绊脚石？”（夏衍《〈春寒〉尾声》）[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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