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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五光十色，斑烂绚丽。近百年间政治文化的日益革新
，社会制度的频繁更迭， 意识形态的纷纭多变， 使得20世纪的数代学者在运用不同的
历史观、文学观及文学史观，对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予以观照、阐
释、评价时，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认识差异。这些认识差异的存在，使得20世纪中国中国
近代文学的研究，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时期。此2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正经
历着由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对鸦片战争以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长的文学批
评，对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文学革新见仁见智的评论，便形成了最为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
研究。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在成果形式上，以传统的
序跋、评点、诗话、词话等文学批评方式为主。
关于龚自珍、宋诗派、桐城派、维新文学改良和五四文学革命等问题的讨论，构成
了世纪初前20年文学研究的热点。
龚自珍学宗公羊，好杂家言，诗文ｃｈù＠①诡连＠②，危言警世，为维新派思想
家、南社诗人所喜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
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
》，若受电然。”维新派推尚龚氏，多从思想启蒙处立论；南氏诗人推尚龚氏，则主要
追寻其歌哭无端的诗风。柳亚子称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注：《柳亚子诗词选
·定庵有三别好诗……》。）南社流行学龚诗、集龚句的习尚。与维新派、南社的推誉
相反，贬抑龚氏的也大有人在。张之洞认为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
龚定庵”，是社会纷乱的学术根源，（注：《太炎文录·说林下》。）章太炎认为：“
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注：《张文襄公诗集·学术》。）褒扬贬抑，相
去可谓悬殊。
宋诗派与桐城派，是鸦片战争之后仍十分活跃并得到一定发展的传统诗文流派。宋
诗派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力图以援学问入诗的努力，别辟诗歌发展蹊径。桐
城派以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其清淡雅洁、言简有序的散文风格，颇得有抒情言
志之好文人的青睐。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文界、小说戏曲界革命风头正
健。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中对宋
诗派，桐城派的复古摹古倾向提出批评。稍后的南社，提倡革命，思振“唐音”，斥责
宋诗派中的同光体诗人多为清朝之罢官废吏，其诗多是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
，以文浅陋之作。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说林下》、《辨诗》等多篇文
章中，对宋诗派、桐城派有所针砭。章氏谓宋诗派自曾国藩诵法西江诸家，矜其奇诡，
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③谶辞相等。后期桐城派视严复、林纾的
翻译，是替古文开疆辟域者，章氏认为实际上严复充其量是俯仰于桐城派之道左，而未
趋其庭庑者；林纾较之严复，又等而下之。
在维新与革命派学者口诛笔伐之际，宋诗派、桐城派也预感到韶华将逝，而匆忙为
自己作着总结。自1912年起，同光体的诗论家陈衍先后在《庸言》、《东方杂志》、《
青鹤》上刊载《石遗室诗话》，除评品前代诗人外，主要揄扬同光体诗，描述近代诗派
的发展过程，为同光体“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诗论张目。不久又辑《近代诗钞
》二十四册，收入道光以迄民初三百七十位诗人的作品，多为近代各种学古诗派之作，
与《饮冰室诗话》立意截然相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教授生员为生路的桐城派
人物开始将桐城义法搬上大学讲台。1914年，姚永朴著《文学研究法》，1912年，林纾
著《春觉斋论文》，不约而同地将桐城派只言片语的古文辞理论系统化，力求存古文一
线于纷纭之中。
至五四新文学时期，宋诗派、桐城派作为旧文学的代表，受全面的讨伐和批判。以
《新青年》为阵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纷纷著文，“桐城谬种，选学妖
孽”之类的称谓不胫而走。自此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在有关宋诗派、桐城派的研究中
，一直是将二者作为新文学诞生的祭物和新诗及白话文的对立面看待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而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
的转换，却是以20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诗、文、小说三界革命为先导的。三界革命服
从于新民救国的主旨，遵循‘求俗’与‘变雅’并行不悖的发展路径，改变了传统观[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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