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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红学与红学的观念
廿世纪是红学观念和体系实际形成的时代，也是在红学观念上一直有分歧并在认识
上自始至终没有完全统一的时代。廿世纪后期则是红学领域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的时代，
同时又是一个旁生杂支较多的时代。廿一世纪红学将走出艰难的环境，创造出一个全新
的局面。随着人们在文化消费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红学研究将逐步与人们的文化生活
接轨，因而也会受到更多的人的欢迎。
“红学”一词出现于清道光年间，但当时不仅未能成为一种学问的代称，甚至未能
形成一种观念，它只是以一种调侃的形式出现的。胡适之先生撰写了《红楼梦考证》之
后，于1923年俞平伯先生《红楼梦辨》一书出版时，顾颉刚先生为其作的序中讲：
所以红学的成立虽然有了很久的历史，究竟支持不起理性的攻击。……我希望大家
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顾颉刚先生这里指出红学已有了“很久的历史”，同时明白地提出了旧红学与新红
学之说。不过当时他们称之为被打倒的主要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而胜利者
“新红学”则是从胡适开始的“把实际材料做前导”的考证派红学。红学虽然是在后来
才被承认的一门学问，并在约定俗成中形成为一个专用术语；但一经划定范畴被确认为
门类之后，就应涵盖它的全部历史。实际上从脂砚斋评、批《石头记》时，源远流长的
红学便开始了。按其内容和历史的因素我们将迄今为止的红学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即早
期红学、旧红学、新红学和当代红学。
然而，究竟什么是红学，却并非大家意见都很一致的。这当中存在着认识的分歧，
同时也反映着观念界定的困难。周汝昌先生曾提出一种红学的观念，例如他在一篇文章
中便曾讲到：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
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小说学的方
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
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物的，语言怎样，
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
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
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
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小说学的范围。（周汝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
）
用周汝昌先生这样的定义来概括今天的红学研究，肯定会使当今许多研究者感到很
尴尬，因为照这里的意思所讲，许多人研究的就不属于红学了。当然许多曾被人们不假
思索地称为红学家的人，也将处在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由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
点是十分自然的了。我们说，任何一门学科的范畴与含义都是在历史发展中约定俗成的
，而不是由哪个人命定的或强硬规定的。对于“红学”我们也只能按事实的客观情况来
确定它的范畴。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对红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思考，如果我们对
“红学”这个词眼及其所包藏的含义进行认真地剖析，我们又不得不对存在于自己头脑
中的比较笼统的模糊的观念做一番检查。于是我们不得不进一步问：“红学到底是什么
含义呢？”或者说：“红学到底有什么特征呢？”假如我们不愿意回答这些问题，只简
单的、概念的回答：“红学是研究《红楼梦》的一门学问”，那么它并没有和其他的学
科区别开来，也就没有回答关于为什么只有《红楼梦》研究形成一门学问，单一有个词
汇叫“红学”，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为什么没有形成一门
单独的学问，并且由“三国学”、“水学”或“西学”这样的词汇概括起来？红学的形
成显然应该有一些特殊性，也就是说这当中有其特别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一点实际上各
个研究家都是承认的，例如许多专家常研究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问题，以及有关
《红楼梦》各版本的问题，《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问题。还有脂砚斋评的问题，后来又
有人提出的关于《红楼梦》成书过程问题等等。其实胡适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就是从
它的作者和版本等问题开始的，他也是在这些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的。本世纪初三、
四十年代的所谓新红学，实际上其主要成绩也在《红楼梦》作者、版本、续书等方面做
出了较多的成绩的。他们发现了一些前人没有发现的问题。而恰恰真正的“红学”之[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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