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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始了“诗词合流”的时代（南宋辛弃疾、陈亮走得更远，“白雨斋”说龙川词全脱
音乐，“合者寥寥”）。所以词的理论建设与开拓宏观地说还应与格律诗诗学的美学特
征与历史进程合并来讨论，它的文化功能与诗论勾联在一起，并弥漫到文论（如辛弃疾
“以文为词”），便是诗文理论的一个侧面或亚层次。
另一方面，词与曲又是质性相同的前后演变的文体，胡适曾说：“在文学演变史上
，词即是前一个时代的曲，曲即是后一个时代的词，根本上并无分别”（《赵万里〈校
辑宋金元人词〉序》）。——事实上有宋一代词、曲在称呼上往往是不分的，胡寅《酒
边集序》开头即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赵师＠①《吕圣求词序》开头即说
：“世谓少游诗似曲，子瞻曲似诗”——这里的“曲”即是“词”，这段话到了《后山
诗话》里就变成“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了。赵德麟《侯鲭录》也有一则云：
“鲁直云，东坡居士曲世所见有数百首”。当然真正文体意义上的曲，也即是文学流变
史上词演化而成的曲，则又是词的一种异变发展后的体裁（乐工歌伶又起了关键作用）
。词与曲，与小令、套数，进而与杂剧勾连起来，又是中国戏曲的一个重要源头。——
词，上与诗与文，下与曲与剧文体发展纵向上的绵延贯串，承续沿革，或者换个思考平
面，词论与横向上的诗论、曲论、剧论诸学科又是如何互相出入、衔接、渗融的？他们
间的比较研究、合并研究也正是一份宏观的本体流变史和融合史的极大课题。诗，近体
律绝，几时又是如何演化出词的？《生查子》、《玉楼春》与五七言律绝从哪里开始不
同？异变的表征是什么？轨迹历程又如何？《清平调》呢？《瑞鹧鸪》、《小秦王》呢
？王国维曾发现“《乐府诗集》者多近体诗，而同体之见于《花间》、《尊前》则多为
长短句。”他的推测意见是：“盖诗家务尊其体，而乐家只倚其声”（《跋〈云谣集杂
曲子〉》）。这个答案显然太简单了。同样，词与曲的异变机制又在哪里？《黄莺儿》
、《满庭芳》、《朝天子》、《点绛唇》、《醉太平》等一堆词曲同名的字眼、声调、
韵辙上的区别又在哪里？怎么产生？怎么定型的？李渔曾说：“空疏者作词无意肖曲而
不觉仿佛乎曲；有学问人作词，尽力避诗而究竟不离于诗”（《窥词管见二十二则》）
。这种创作论或者亦可说是风格论上的认识，它的本体论的依据或实质又是什么？——
这些微观的体制内研究往往透出宏观的体制外演变的真正信息与关节，而这些，这些中
的大部分工作，我们的前辈都没有认真做出漂亮的成绩。明人俞彦《爱园词话》有一段
相当著名的话：“词何以名诗余？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
也。词亡然后南北曲作，非词亡，所以歌咏词者亡也。”这里的“亡”与“作”究竟是
怎样一种递嬗或承传的关系？“所以歌咏诗”与“所以歌咏词”者指的是什么？汪森《
词综序》、宋翔凤《乐府余论》、陈仁锡《草堂诗余四集序》等等材料经施蛰存先生《
说诗余》的整理阐发，或许正可揣摸到“诗”到“诗余”到“词”的演化关键的一些启
示。
词与诗、词与曲的沿化关系实际上也凸现了词的起源与变异这个词学的根本性问题
的重大内涵。近代以来，王国维深信崔令钦《教坊记》所附“三百二十四调”的曲名表
，倾向于相信盛唐已有词调的产生，梁启超也持类似观点（胡适考证指出：崔氏曲名表
中如《天仙子》、《倾杯乐》、《菩萨蛮》等，实出于唐武、宣两朝，《教坊记》不可
深信）。胡适《词的起源》则考定“依曲拍为句”，即依曲调填新词应是中唐刘禹锡、
白居易等人受民间曲子词的启发开始创体尝试并正式引入文苑的，第一批作品即所谓“
中唐六调”。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五）曾提到“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
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
，亦有在涯之前者。”——此说乃朱熹“泛声说”的先声，但扯出了一个贞元进士王涯
来。朱熹的“泛声说”与胡适的“依曲拍填词”本质仍是可以联通的，沈括说“贞元、
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正印证了胡适的中唐说。大约在沈括时代王
涯已是流行说法的填词首创者。显然这是严格地就文学的词或曲子下的结论，非文学的
词或曲子的形式运用，则应更早一些。但传统上不少人——包括词人——却都认为词起
于晚唐，如陆游在《花间集跋》说：“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他为自己的“长短
句”作的序中也说“依声制词，起于唐之季世”。当代学者借着隋唐燕乐研究的深入在
词的起源看法上渐渐时间上往前推。区分唐声诗与依声填词间的形式界限其文学性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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