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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性的诠释又如何？“唐词”的提法为什么许多人坚决反对？——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应
该勇于表态。
这里又连带引出一个词自身的发育成熟、体态气性变化的规律性的探讨。杨海明《
唐宋词纵横谈》有一节谈晚唐五代词的“早熟”特性，提出了词史研究词发展演变中的
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词从民间兴起，只经过中唐文人短暂的尝试阶段，却一下子跳
跃到了晚唐五代词的成熟阶段”。杨海明认为这个“跳跃”是一个“超前成熟”，不仅
体现在体式、意境等外在表现上（体式的粗糙到精致，意境的浅露到圆熟），而且体现
在内在的心理面目与体气质性上（“艳科”的“愁”、“怨”，心态的成人化）。即是
说从中唐起源起到南唐李煜止，词的形式、内容、风格、意境、趣味、声调、格律，已
经全面成熟并迅趋定型，不仅定型而且呈超稳定状态，为身后的三百年宋词，甚至近一
千年的词创作奠立了标准范式，并且奇迹般地形态结构保持一千年不变！她的“遗传基
因”完全渗透到后来的词的细胞中，融化在后来词的血液中，即便如苏辛那样的“革命
”、“豪放”大家亦不时暴露出一条艳科本色的尾巴。我们要问的是这种质性“早熟”
以及“早熟”后的稳定不移，她的产生机制究竟是什么？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
还有一件可做的事就是认真探索五代两宋词人的真正生存状态与人文情志。时代文
明土壤、社会文化因子、朝廷意识形态措施、知识分子政策等等，作用何在？如何作用
？词人与诗人到底是在哪种内驱力、外诱因下分道扬镳，各自选择自己的文艺类型与审
美形式？（再深入一层，例如，如何理解江西诗派大诗人陈师道对秦七、黄九词的认识
心理和攀比情绪？）他们的进退出处的哲学层面上的言论与实际发生时表现出的思想境
界，人格气质，政治品性是否一致？又如何诠释？总之，努力从他们的诗里、词里读出
貌似分裂，实质往往统一的文化心理与灵魂渴求。既还原历史重塑文艺氛围，又穿透历
史从他们——比如填词——择词调，拈韵辙，拼拆粘对的原生状态中寻出他们如何感觉
，如何思维，如何排遣真假深浅不同的怨与愁，如何抒情，如何述志，如何发牢骚，如
何评估词人词作，如何审美……挖掘他们的灵魂内在自由与意绪自行平衡的理性机制，
并且真正研究一点、学习一点对自己有用的遣情方式与审美操作。最近杨海明在一次学
术会议上说，古代文学储存着关于人生问题的丰富思想蕴含，这是它的活力与生命力之
所在。唐宋词相当集中地展示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人生百味，至今犹对国人的心理机制
和思想性格具有参与建构作用。词学应该立足“活”的人生，也面向“活”的人生，使
其关于人生问题的思想蕴含重新激活，以裨益于我们今天的生存与发展。——我想我们
平时说的文化遗产、精神文明的继承发扬更多的似还应凿实在这一领域。总概而言，宏
观的、多元化的、“活的人生”的研究恐怕是今后词学研究者更应化大力做的功课。
纵观一百年来的词学现代化进展，体制外的王国维、胡适更多着眼词学的体性变革
与历史演化。他们把词学当成一门现代科学学术，看作一个有对应距离的研究对象。王
国维偏重在艺术上、心理上从传统中解放出词学；胡适偏重在历史上、思想上为词学的
学术前进拨正思考方向。他们与王鹏运、朱祖谋以来体制内词学派的根本区别是自己没
有对象化，没有终其身与词共舞，没有相信“别是一家”真的是一个封闭孤立的自足体
系，可以沉浸在里面自我完成，自我传承。——他们的体制内词学学问肯定是不完整的
，但他们对词学的态度与词学思考却是十分认真的，有些意见貌似偏激，但存心是忠恳
的，特别是对他们那个时代“入之”而不能并不肯“出之”的孤立主义、技艺主义的倾
向似不无惊醒作用。“嘶马谁行古道”？——笔者大旨存焉，不能不结束此文时再有所
强调。
词学一百年来的总结文字，谢桃坊《中国词学史》有关章节已有相当清晰的梳理和
相对客观的评述。最近又有杨海明《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的发表。
关于词学的总体构想和前景展望，吴熊和曾提出过八个方面的重大设想（见《唐宋词通
论·词学》）。笔者含咀既多，仰望亦重。这篇文字只是从体制外提出一点个人的观察
与思考，相当粗率。断制失当，轻重失序，在所难免，所谓门外胡说，错讹正多，伏请
饱学巨眼，指正批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山下加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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