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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同一地位了，词也能在社会政治的大题目上与诗发挥同样的“风”、“刺”功能。
常州派一脉的寄托比兴的词与南社的革命排满的诗不是同样的质性，同样的功用，并应
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么？这便是词的“尊体”运动的由来。
有清一代词学的历史任务似是要在本体观念上与两宋词学颠倒一下，常州派崛起后
，张惠言、周济直到清季谭献、陈廷焯、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等始终是把“尊词”
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们的核心工作、外围工作，以及理论宣传工作都围绕着“尊词”
这个中心任务转。但是，由于千年传统的词“别是一家”的疆域牢宠，沉潜于音声韵律
用大力于内功锻炼，或追尚醇雅清空，或执意词情蕴藉，或留连“花（《花间》）草（
《草堂》）崇拜”，审美情绪上依恋婉丽侧艳的原教旨正宗人马誓不肯让出旗帜，修正
“诗余”的体制质性。于是晚清的词学便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在本体功能上努
力向诗靠拢，模拟汉儒说诗，讲求词的寄托比兴、《风》《骚》同旨，梦想“体益尊，
学益大”，力图把振兴词学落实在政治教化的挂靠上；另一方面，却又被宋以来传统的
“别是一家”守身如玉的思维所束缚，拒绝靠拢，拒绝合流，拒绝承担为社会政治发言
的体制外使命。—清季词学的“繁荣”就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而两造的并辔齐驱，互
不相让，又使这种“繁荣”进一步加剧加重，实际上也使词学的“古色古香”进一步凝
固、僵化，生命机制停滞不前，慢慢透出一股腐朽的气息。—这是清季词学大画面的主
要景观。二十世纪初叶，这幅大画面上出现了新的亮色，新的景致，王国维的出现带来
了现代词学的第一线曙光。
二十年代：现代词学的崛起
王国维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有天才的大学者，他在哲学、美学、经学、史学的研究上
都拿出过可观的成绩。他文学研究上的成绩主要在词曲与戏剧，词学研究只是王国维学
术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多半还是他处于人生精神困境时的一种排遣与寄托的产物。王
国维1904年在词学繁荣的大背景下染指倚声填词，聊以自慰，《人间词》的甲乙稿刊印
于1906年至1907年，1908年起从事词学研究，著名的《人间词话》也就在这一年开始在
《国粹学报》分期连载。他的一些重要词学文章（主要是考证性质的）大都写成于1908
年至1913年间。《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词学理论批评的专
著，关于《人间词话》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栋，无需我再来赘述。王国维的词学成就体现
在新的观念与新的手段上，而正是这种新观念与新手段使王国维为中国传统词学的现代
化带来了生机。
首先王国维为词的“尊体”选择了另一条大路，抛却了“与《风》、《骚》同旨”
的儒家传统风雅教化观念，代之以西方引入的“民族文化精神”体现的见解。词的真正
价值、它的文学意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千年不辍的活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贯
穿了一个民族的心灵世界与生命运动。一种活泼泼的真情淋漓的文学往往展示了一个民
族文化的发达与精神的健康，这两点尤其体现在文学新形式的创造性上和表现形态的丰
富性上。王国维在1912年的《宋元戏曲考自序》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一代有一
代之文学。”他把“宋之词”与“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
之诗”、“元之曲”相提并论，“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撇开了
风雅教化的尊体术，王国维把词学看作为一种“纯粹美术”，从而使她获得了普遍受尊
重的独立价值。这种独立价值集中体现在反映现实的人生，尤其是忠实地表述现实人生
的精神痛苦、欲望与忧患上。王国维论词更多地注意到词人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冲动的悲
剧意识，他称赞李煜词“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许多人认为提法荒诞
，但这话正孕育了王国维自己从叔本华、尼采那里传染过来的哲学的与美学的悲剧色彩
，也隐隐流露出他深重的人生悯怜和朦胧的拯拔意图。他触到了纯真的文学、“纯粹的
赤子以血书写的文学”深层潜伏着的忧世赎罪的艺术真谛。
作为王国维的新手段，王国维在“词话”这种旧形式下采用了新的探索技术，他组
装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解剖分析千年的倚声之学各块组织器官。他的“境界”说以
及一套连环扣合的“有境界”、“无境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主观之
诗人”、“客观之诗人”、“造境”、“写境”、“隔”、“不隔”、“合乎自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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